温州“创二代”:不想回家接班

在温州,很多“创二代”在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家参与到家族事业中。父辈们创下的基业,既是他们独立的束缚,也给了他们更多的选择机会。

 

人口外流

温州人的谋生经商,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头脑活络、脚步遍布全世界是一面;另一面则是,近年来温州本地机会不多,留在温州发展的人正逐渐减少。

牛三毕业于浙江大学,是温州本地人,在温州当地做了一个颇有影响力的自媒体公号“温州金融大叔”。2019年10月,他在一篇文章中记录下自己这些年对温州青年外流的感受。

大概八九年前,牛三曾在温州做了两年二房东,只租房给大专以上学历的年轻人。每当遇到外地租客,他会好奇地问对方为何来温州。一个最常见的回答是“听说温州人很会赚钱,我来学学”。这些年轻人普遍接受过普通高等教育,不愿去工厂工作,然而温州能提供给他们的机会很少,电商、信用卡推销等是牛三记忆中的主流岗位。除服装制衣、皮革鞋业等轻工业工厂,温州的其他新经济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很多人不到一年就走了。

同时,很多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家的温州人,也会发现家乡机会有限。牛三毕业后跟朋友在温州捣鼓了一年互联网创业,项目失败了,团队散了后很多人进入体制内工作,或者转而去杭州等地发展。“杭州在温州人眼里成了‘杭母’,吸引力超过了上海滩。”牛三写道。

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起,温州开始出现人口流出,2018年温州常住人口增加3.5万人,自然增加人口为6.0万人,这意味着有2.5万人选择离开。2019年,外流数字增加至4.8万人。昔日的“民营经济发源地”温州,正在面临人口和产业的转型与变局。

见证这种转变的,有温州鹿城区的人民西路等街道。在上世纪90年代,这片区域曾是温州著名的男装批发区域,热闹非凡。杭州四季青等市场兴起后,温州的批发市场逐步黯淡下去。如今这条主干道依然车流熙攘,电动车来来往往,鲜有人驻足。街上有一家店紧闭店门,蓝底白字的招牌上写着“华妹辅料”:中国首位个体工商户。

“华妹在上个月搬走了。”华妹辅料店面的邻居是32岁的温州人郑麦。她说,这些年服装行业面临转型,传统批发不再受欢迎,很多服装店都转而租用写字楼做生意,“因为省下来的都是钱”,具有历史意义的华妹辅料也未能幸免,换了场地。

温州“创二代”:不想回家接班

郑麦和同事在人民西路,她和中国首位个体工商户“华妹辅料”做了多年的邻居。

郑麦还留在街上坚守着。牛三称这类群体为“温州留守青年”。在华妹辅料旁边,郑麦开了一间高端男性西装定制店,名为L
Diamon。她常年穿着不同样式的西装,打领带,戴一副渐变眼镜,一头短发往右梳得锃亮,透着一股中性范儿的英气。

郑麦出生在一个服装世家。2011年,郑麦从杭州一所大学毕业,回家做起服装,最早是帮父亲做,后来自己独立出来。在温州,像郑麦这样子承父业的“创二代”很多。温州城区、下辖县市,都有很多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供年轻企业家和接班人交流。

郑麦的父亲郑红军1990年左右在温州瓯海区创业办厂做服装。服装业季节性强,经常需要加班赶订单。“小时候家里工厂是24小时不停转的,爸妈很少休息。”郑麦说,她就经常一个人在工厂里玩,在缝纫机的操作声中,慢慢培养了对服装的知识与热情。一件衣服的质地与价值,“不需要学,一看就能知道”。毕业后她回家跟随父母做了服装。

独立

郑麦是体育生,国家二级运动员,大学里读的是企业管理。她在大学里就涉足服装设计和销售。2008年末,北京奥运会刚过,杭州的服装商们累积了大量吉祥物福娃的周边商品,亟待清仓甩卖。郑麦带着一帮温州同学帮这些公司清库存,但并没有跟爸妈说。在郑麦眼里,郑红军性格严厉强硬,有生意人说一不二的劲头,而她性格要强,一心想做出成绩证明自己。中学时有一次,一位老师嘲讽她是体育生,成绩不好,拖累班级。她没有告诉父母,就私下联系了转学。

为了回笼资金,那些奥运会周边商品打1折到3折,“非常夸张”,但如果“卖不掉就会成为垃圾”,郑麦说。她和同学觉得这是正品,要树立好的品牌形象,最初在杭州湖滨银泰等知名地段摆摊,但由于价格太便宜,很多线下客人质疑是假货。他们随即调整策略,转而联系线上买家。那时阿里平台已有诸多批发商从线上进货,订单量大,他们做了很多沟通工作,“说服一个线下客人不如说服一个做批发的人”。清理了这批货,不仅赚到了第一桶金,也累积了销售和渠道经验。

温州“创二代”:不想回家接班

温州本地的市场小,为了给店铺引流,郑麦将西装定制店定义为男士生活方式店,也售卖衬衫、领带、皮鞋等。

2010年下半年,正值电商起飞前夜,郑麦认为这是新机会,就在淘宝上售卖工厂服装。郑红军并不支持,觉得网络都是骗人的,“人都没见着,怎么就能把钱打过来?”2013年,郑麦决定做西装定制时,郑红军也表示反对,传统服装商的批发思维定式让他觉得定制是“为了一棵树木而失掉一片森林”。两人意见不一,经常争执。


对于很多温州“创二代”来说,参与到传统产业的家族企业中并非易事,新老一代间常有分歧。
温州FUN
IN童装定制工作室的主理人李倩是温州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的一员,也是郑麦的朋友。她高中时是美术生,艺考成绩优异,但据她说在高考时由于填写志愿失误,最后只去到了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三本)。半年后,她退学了。

“我感觉自己是在里面混日子,不能忍。”李倩说,进校时,她专业成绩排全班第二。在校一堂美术课,老师要求交8幅画最后统一打总分,她交7幅画的分数就比其他同学交8幅画的都高。李倩悄悄申请国外学校,提交作品。成功后,她径直退学,打包将行李寄回,跟爸妈说要出国读书,只差学费,“你们给不给?”。父母不放心女儿单独出国,很是反对,李倩就在家哭,“我知道他们肯定会让步的”。最终,她去了意大利米兰MARANGONI服装学院读服装专业。

2013年李倩毕业后,从意大利回来做了一家女装买手集成店。做化妆品贸易的母亲表示支持,投了100多万元作起步资金。李倩的店铺被纳入到母亲的公司管理体系。然而,服装与化妆品的逻辑完全不同。服装店是单品多,库存相对灵活,化妆品单品少,库存多,资产重。父母要求李倩按照母公司管理化妆品库存的方式去管理买手店,说“要按照大企业的思维去管理,从现在开始就要养成习惯”,而李倩自己则只想做一家小而美的买手店而已。为此,她跟父母“几乎天天吵,天天哭”。

温州“创二代”:不想回家接班

在工作室里,李倩和郑彬诺正忙着为一套童装做最后修补。

2017年,李倩认识了郑彬诺,一位温州服装世家出身的“90后”姑娘。那时国家“二孩”政策放开,两人彼此投缘,一拍即合,决定做童装定制。李倩说,这次她们没拿父母的钱,起步资金是两人各自攒下的5万元,“主要是付房租”。郑彬诺也说,她之所以想创业,也是因毕业后待在家里的服装企业,“一天到晚没事干”,没有成就感。她在工厂里自学绣花,却被父母说不务正业,童装定制也不被看好。

然而,温州是一个重人情的地区,婚礼等喜事会办得异常隆重,“红包两千是起步的”。若论及重要性与盛大程度,宝宝的周岁宴不亚于婚礼。这些仪式的主角,成了郑麦和李倩最早的客户群。她们的西装和童装定制逐渐在温州站稳脚跟,逐渐从父辈家业中独立出来。

“佛系创业”

2010年,郑麦的淘宝店是悄悄开的。当时,她只有1万多元积蓄,第一笔投资就花了6000多块请人拍照。她对审美有要求,坚持把照片拍得精致。郑红军知道后觉得浪费,就赞助了她一台相机。所有支持也仅限于这部相机,郑麦从父亲的工厂拿货也要付成本价。


郑麦每天6点起床拍照,10点前上架完毕,一个人接单发货。她尽量在图片上营造一种高端感,却采用中低端定价,“这样客户看到价格时会有一种赚了的感觉”。
她做过统计,70%的男士买西装决定权是在女性手里,女性更注重款式细节,所以她会无偿为客户挑选款式提供建议。靠着这些策略,她的淘宝店在半年内就赚了十几万元。郑红军看着厂里逐渐摆满的快递,也开始帮着女儿发货。2013年后,淘宝店一年营业额有400多万元。

“人在很年轻的时候,拥有一笔可观的财富其实是很危险的事,容易‘飘’和狂妄。”郑麦说,当时她没有理财规划,花钱大手大脚。2017年,她认识了一个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女生,两人成为朋友。对方提议,请她加入自己的创业品牌,双方互持50%股份。郑麦没有第一时间答应,说需要考虑一下。

过了几天,对方微信问她是否考虑好了、怎么这么久、“有没有诚意?”,激将法戳中了郑麦,她随即答应下来。按照郑麦的说法,后来对方没拿出钱来,也没给她股份,双方产生分歧。某天,对方带着几个壮汉来到店里,要她出让100多万元利润和原有品牌。这次变故,她也没有告诉父母。“这种事情,越早遇到越好。”郑红军知道后并未责怪女儿,他说钱不是问题,温州人喜欢息事宁人。更重要的是,这次风浪后,他才感觉女儿成熟了。

李倩的童装定制生意看起来平稳得多。两人在抖音等平台自称“佛系创业”,没有父母干涉,她们喜欢早上睡到10点多,下午1点来工作室,5点左右就下班。其线上店铺至今还是原生态的设计与排版,没进行美工装修。

相较于传统服装,定制童装价格不菲,一套唐装均价700~800元、西装1000多元,虽然需要半个月左右才能出货,但利润率远高于传统的批发模式。工作室如今仍维持着小而精的规模,三层办公室里员工不过4~5人,线上店每月能有300多单。

郑麦经常劝她们,“要多接一点单子”,但李倩和郑彬诺并不着急。李倩说,疫情期间,曾有一家温州当地著名的服装企业找到她们,提议收购其品牌,还有一些外地商家提出加盟,均被她们仔细考虑后拒绝了。殷实的家境,让她们并不把挣钱看作创业的唯一命题。李倩说,目前打算先安心做好产品,“就怕盘一下子开太大,而我们俩能力跟精力都是有限的”。

天钧丨今日时事新闻–温州“创二代”:不想回家接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