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我不担心特朗普闹剧 倒是担忧美国华人自媒体

新闻 Anna 2周前 (11-21) 74次浏览

我在90年代写的博士论文是专门比较中国与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中国政治的启蒙者之一梁启超在光绪二十六年六月(1900年7月)坐船到美国专门考察美国民主制度。他在后来的《梁启超游记》描写了美国大选的过程,对当初的美国全国上下包括家庭妇女都关心政治、重视选举这个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赞赏不已。他回国后,力推在中国的”新民救国运动”。所谓的新民,就是让所有的百姓建立起”公民”的概念,并实践自己的责任(如参加选举)与义务。

梁大概不会想到,一百年后,”新民”一词在中国不仅只是成了一个曾经时髦一时、但却被人忘却的概念,而且,有些中国学者甚至背道而驰地开始努力制造有别于梁的”新”理论:一种论调是说中国现在实现的是无选举民主,这比有选举的民主还要优越。另一种论调则认为,西方的民主特别是美国的民主已经处在危机阶段,它是西方世界崩溃的一种表现,国内那些主张模仿西方选举民主的人该罢休了。

显然第一种论调颇有一种公开为威权制度叫好的势态,而第二种论调似乎是看到了现代民主的一些问题,但有意地过分强调了问题的一部分,从而否定现有的、以选举等一系列程序为重要环节的民主制度。

如果我们看着今年的美国大选,显然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时期。一方面,民主党的候选人拜登明显获得了足够的选举人的票数而成了无可非议的下一届总统。而另一方面是特朗普不但不认输,同时正在想尽一切办法,制造一种感觉,即民主党有意在选举过程中大量作弊、甚至西方其他国家(包括德国)参与了制造不利于特朗普选举

对这一切,笔者在选举前就有预感,因为特朗普那时就有那种”我只能赢而不能输,也不会输”的小学班级里霸王心态。这个人的本性决定了他是不会体面地退出政治舞台的。

是的,美国有这样一个政客以及共和党到今天这样一种地步本身也是历史造成的。这里有多种原因,其中也包括在特朗普执政之前,美国民主党在各个领域,比如说在国内经济政策以及中国政策上一些不明智的决策。以至于在美国产生了”特朗普主义”。

但是,人们不会想到,这次美国的阴谋论竟然到了如此活跃的程度,且范围之广,也属罕见。从某种角度来说,阴谋论也是政治想象力的一种表现。阴谋论的起源是怀疑的存在。但阴谋论跟基于理性逻辑的怀疑还是有区别的。美国的选举制度即便再完善,对某个环节产生怀疑也不可避免。况且,在当今美国的宪法范围内,这些疑点都是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得到处理的。

问题不在于这里,而在于特朗普的阴谋论由于他个人的本性和企图走的更远。首先,他是以民主党完全作为”阶级敌人“来对待,而对整个选举制度又采取不信任态度。而这种不信任,恰恰是在他没有被选上时候表现出来的,在他2016年被选上时,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至少他不会去大做文章。好在美国还有宪法,有各级的法院,也就是说,并非什么都由特朗普说了算。但我们也看到,即便这样,特朗普还试图用各种手段影响法官做出有利于他的决定。只是整体来说,法律和法官毕竟大多有自己的底线,而这个底线特朗普无法随便打破。而正是这一点,我觉得上面提到的那种”美国宪政危机”的说法过于匆忙,至于背后的用意就更不提。实际上,等到一月份再作结论也不晚。笔者深信,美国现有的体制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而且以后,美国的选举制度会进一步完善优化。而如今的特朗普再怎么闹,最终还是会被请出白宫

令笔者担忧的倒不是特朗普闹剧如何结束。可以想象,特朗普尽管能制造一个”现有选举制度的牺牲品”的形象,但他必须乖乖地离开白宫。在互联网时代,阴谋论的扩散比任何传统的传播都要快,而且一时似乎很有效。但是聪明的人都明白,阴谋论吹的越高,跌得也越惨。

笔者担忧的倒是在美国的那些以前非常受人尊重的、做自媒体中国的反对派。这次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所有那些对中国官方持有批判态度的自媒体个人和机构,都一致地站在特朗普一边,为其阴谋论作传声筒,并不断地制造那些把”中共”与美国的”民主党“或者拜登划等号的舆论。

如上面已经提及,民主党在中国政策方面是曾抱有某种幻想(这跟西方其他国家的一些政治领袖对中国的幻想一样),以为用支持中国的经济、技术发展,能换取中国政治的转型。而特朗普则把这个幻想彻底抛弃了。但这是否是特朗普的独特贡献,实在值得深思和怀疑。因为即便特朗普,在头一年的时候他也跟2013年的拜登一样称”习近平是我的老朋友”。而根据他在香港、新疆问题上的没有公开的一些表态,不能不说他只是一个有着严重机会主义倾向的商人型政客。

笔者之所以为那些中国海外反对派担忧,主要是因为他们把”赌注”都下在特朗普身上,这实在不符合独立思考和公正(fair)的原则。至于极力去倡导那些试图抹黑民主党或者拜登的阴谋论,最终很可能把自己的政治可信度都糟蹋了。

任何阴谋论,任何基于常识的质疑,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弄个水落石出。但这里有两大前提,一是被怀疑的人或团体愿意在法律框架下得到调查和澄清,另一个是必须有一个超出怀疑者和被怀疑者利益的中性力量和机构,比如说在美国的独立法院以及一整套超出政党利益的程序。在国际范围内,如果对某一国政府在某个问题上有疑点,那么问题是否能得到解决,就取决于被怀疑的政府愿不愿意让中立的外界调查澄清,同时也要看是否存在着能超出怀疑者和被怀疑者利益的国际机构从事这种调查。

所有热爱自由和民主的人和团体,必须保证这种独立机构的存在。而在这种独立机构缺位情况下,疑点不但不会澄清,借助着互联网的存在,阴谋论维持的时间还会更长。

本文作者张俊华为徳籍华人政治学者,在德国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读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曾执教于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现为法国IAE
Pau-Bayonne 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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