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赞习近平的梁家河 官方为“上山下乡”翻案说了些什么？

1968年12月22日，

52年前的今天，

《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随即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

半个多世纪后可以清楚地看到，

“上山下乡”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壮举，

“知青”是共和国建设的重要基石。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

也出现了一些否定“上山下乡”运动的观点。

这些观点借助一些极端“个案”，

胡说“知青”是“被毁掉的一代”、

“上山下乡”是“受迫害”、“逆城市化”

等错误言论。

这些言论“醉翁之意不在酒”，

实际上是企图借此否定新中国的奋斗历程。

无数事实说明，

评价大的历史事件和社会活动，

如果仅仅从个人立场出发，

脱离了时代条件和历史大背景，

以片面的、支流的、静止的观点解读历史，

就绝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解读历史，

需要胸襟气度，需要胆识气魄，

更需要一颗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

知青下乡运动的战略意义

第一，反和平演变战略的关键一招——培养了革命事业接班人。

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之际，时任美国情报部门高级官员的艾伦·杜勒斯详细勾勒了和平演变的图谋：“战争将要结束，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的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肆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

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艾伦·杜勒斯的哥哥约翰·杜勒斯宣称资本主义世界要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信念”：“如果他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四代人身上。

毛泽东同志敏锐地抓住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战略策略重点改变这一重大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要防止“和平演变”。

毛泽东同志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身上。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毛泽东同志还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也就是说，要把广大青年、学生培养出革命接班人，就必须让他们到生产中去，到工农兵中间去。

1968年12月，毛泽东同志推动青年上山下乡。这为防止西方和平演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年上山下乡的一大批知识青年，现在正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和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7名政治局常委中，就有4位就有着上山下乡的经历，占比57.1%。习近平总书记15岁去的西北黄土高原，在那里一待就是七八年。

【1993年习近平回到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看望乡亲们并合影。图源：人民网】

2004年，习近平同志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七八年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

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

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这几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第二，较好地解决了就业问题。

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就业关系到百姓民生改善、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宁的重大战略问题，这是中外政府当今必须面对的战略问题。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众多、工业不发达，就业门路较少。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镇就业形势也严峻起来。我们曾经推行过干部（主要是知识分子青年干部）下乡、到基层，使数百万干部下放到农村和基层；返送过进厂当工人的农村青年返乡参加农业生产，使数百万进城当工人的青年农民返回农村家乡；动员鼓励过城镇无业的居民和进城无业的干部职工家属下乡参加农业生产；鼓励过大中专毕业生到边疆、到农村、到基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就业创业等，都起到过很好的作用。

就是这样，我们仍然面临着劳动就业的巨大压力。在20世纪60年以来，随着“八字方针”的贯彻，城镇就业难题愈加突出。

从1966年到1968年之间，工厂基本停止了招工；大学停课停招，大中专毕业生的分配未能正常进行，数百万毕业生等待分配就业；大、中专学校已有三年停止了招生，全国积累了四百多万高、初中毕业生等待升学或就业。

另一方面，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就业空间巨大，而且有着这方面实践基础和经验：即干部下放农村和基层锻炼的经验；返送新进厂矿的青年农民返乡生产的经验；动员和鼓励过城镇无业居民和职工家属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的经验；有近十年前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积累的经验和成功的做法。

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一项不得不为而又不能不为的艰难选择，也是一个具备条件而又可能实现的必然选择。

这样，在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动员号召下，各方面齐抓共管，全国上千万的知识青年很快奔赴农村得到安置，四川各市地州县也先后安置了一百多万知识青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缓解了当时城镇就业的压力，较好地实现了国家特定时期就业安置的战略目标。

第三，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如前所说，中国是一个大而穷的农业大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轨迹是从农村到城市、由农业到工业、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这是中国的国情，也是中国的特色。

为此，党和国家制定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总战略。搞好农业，夯实农业基础，是这个战略布局中的重中之重。

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是我国第一代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力军，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他们把文化科学知识带到农村，带头学习农业科学技术，开发农副业生产的新领域，促进农业全面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工业。

当时党中央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明确规划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发展工作，将其纳入国家计划，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正是在这一战略规划的指引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农村建设、边疆开发紧密结合起来，与治山治水、改变贫瘠落后面貌结合起来，确确实实为农村、边疆的建设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辨明污名化知青下乡的错误言论

否认“知青下乡”运动的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大多是从自身角度、感受、得失、好恶去评价和衡量，而非从深层次、从国家战略高度去分析探究隐藏在背后的缘由、背景及其意义。对这些错误观点，值得分析、辨明。

1.“逆城市化”？脱离历史背景，以现有观点评断历史过程

这一观点认为“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是社会发展进步和现代化趋势”，因而将持续20多年的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到农村，称为“历史的倒退”、是对历史的“反动”。

这一观点是脱离历史实际的。从当时中国的历史大背景来看，在国民经济基础整体还很薄弱、农村贫穷落后面貌需要改变、就业狭窄、升学受阻的特殊状况下，党和国家决策动员组织大规模城镇知青到农村去，对于缓解就业压力、培养锻炼青年、加快农村建设等，无疑都是有巨大历史价值的，是无可厚非的。

可以说，作出这样的决策，是与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完全相适应的。

历史已经证明，知青上山下乡不仅缓解了中国当时经济社会以及国际环境诸多方面的压力和矛盾，而且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借鉴。

如果不顾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经济社会现状，而用现在的观点去套用这段历史进程、去评价这段历史是非，就会误入历史的迷雾之中。

2.夸大“个别”问题以偏概全

不可否认，在知青上山下乡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特殊”问题，这是决不能回避的。例如，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因为儿子上山下乡遇到了困难，以“知青家长”的身份致信毛泽东，反映其儿子的在生活上的困难以及作为父亲的苦恼和不平。

这封来信，使特别关心农民的毛泽东受到很大触动，看后流下了眼泪。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

毛泽东同志在回信中写到：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并讲：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全国地方各级都进一步加强了知青工作，不仅对伤害知青的人和事进行了有力打击，调整制定一些更加合理有利的政策，确保上山下乡健康稳定进行。甚至不惜人力物力，由城市企事业单位抽调人员到知青所在地任“带队干部”，协助当地知青工作，着力解决知青的具体困难。

在看到问题的同时也应当看到，自1973年毛泽东同志给李庆霖复信以后，党和国家对纠正上山下乡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失误，作出了极大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这也是决不能回避的。

在当时具体历史背景下开展的知青上山下乡，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也体现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主流和本质。

3.“知青下乡”耽误学业？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有人将“耽误学业”归罪于“知青上山下乡”，认为是上山下乡才使得这批正处于青春年华的青年失去了继续在校受教育的机会。这一观点并不符合历史实际。

当时的真实情况是，“文革”开始后，大学已宣布停招两年多时间，中学也早已“停课闹革命”，大批中学毕业生处于无书可读、无学可上的状况。正是从这一现实状况出发，才兴起了知青上山下乡的高潮。

实际上，从1971年开始，大专院校恢复招生。到1976止，共计有近百万工农兵学员进入大学学习，绝大多数都是知青。同期还有未曾统计数量的知青招收到中专技校学习。这些事实说明，上山下乡剥夺了知青在学校学习的机会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正因为如此，知青并不是什么“毁掉的一代人”，而是在艰苦岁月中锻炼成长为有作为的一代人。他们中最优秀的代表，在本世纪20年代初，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担负起领导全国人民在新时代奋斗前行的历史重任。

如果不从历史真实出发，不分清因果关系，牵强附会甚至张冠李戴地将“造成人才生成的断层”，归结为上山下乡带来的结果，就显得过于偏颇了。

历史已经证明，

知青上山下乡，

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壮举，

看待这一问题的意义和价值，

时刻不能脱离历史的观点。

当今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大目标，

经过风雨洗礼和考验的广大知青，

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长河中

成为民族的脊梁，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脚踏实地，实干兴邦，

青春无悔，青春万岁！

综合整理自：王星智

《历史的潮流——对知青上山下乡的认识》察网研究

；李文亮《我和共和国同成长》高峰论坛上的发言；2019年8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网”《李慎明：毛主席反和平演变战略培养了当今哪些领导人》；《澄清对“知青上山下乡”的一些模糊认识》孙成民；《毛泽东思想研究》2020年第4期，孙成民《“知青先进群体”的本质特征与当代价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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