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国会两院去年底先后通过了有关扩大情报官员和情报线人搜证权力的法案，引起当地舆论关注；无独有偶，其盟友美国也有类似的“扩权”法例。本文于是探讨英美人工情报的政治文化原由，透过比较近来在英国和美国成功起诉的数宗反恐及反间谍案件，指出英美人工情报工作早已出现“法外化”（extrajudicialization）的趋势及其对情报研究方法论的影响。
去年10月中旬，英国国会下议院以313票赞成、90票反对的大比数，三读通过了《隐蔽人工情报线人【刑事行为】法案》（Covert
Human Intelligence Sources [Criminal Conduct]
Bill）；接着，此法案也获上议院二读通过，并预计下周顺利通过三读程序，有望今年首季正式成为法例。
法案将授予英国情报机关的官员及其在情报官僚系统外的“情报线人”额外的权力，令他们能于法律以外行动，不单可凌驾境内英国国家法律，也可以在境外敌对、中立和盟友国家内操作。有评论便提出，跟美国一样，英国的对内和对外情报组织已被授予毋须经法院审讯，而可操“法外”搜证、严刑逼供及谋杀的“生杀”权力，被批评有可能违反人权。
其实，由于2001年“9．11”恐怖袭击的原因，早自2002年至今，美国的情报机构已获法律授权，可于必要时在境内及境外操同样的法外生杀权力。
现实主义主导：
英国情报线人来自各行各业
因为现实主义一直主导了英美的政治文化，英美国家政治和国际关系便长期处于“无序”状态，情报人员也因而持续面对着一个同时要执法但又身处法外的冲突和无序境地。这是因为情报活动实属“隐蔽行动”（covert
action），行动者有意图、计划和创意地掩藏自己的间谍身份，进行非法活动。我们不能期望情报人员和涉嫌间谍会如实披露身份和间谍活动。他们作为各自所属的国家政府行动者，被训练和授权以非法手段和无序方法于法外领域行动，并被表彰为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英雄。
根据英国情报机关“军情五处”（MI5）的公开资料，“隐蔽人工情报线人”一般也被称为“agents”，是正规情报官僚体制以外的个人。在英国，“agents”也包含“告密者”（informant）、“线人”（source）、“情报资产”（intelligence
asset）、“特务”（special duty agent）和“间谍”（spy）等类似概念和名称。
其实，在英格兰的小学里，老师们普遍都会教学生玩一种传统民间谜语游戏—“我用我的小眼睛去窥探”（I spy with my
little
eye）。在孩提时期，英国的小孩子已知道“间谍”的意思及其隐蔽性质，也明白到需要利用谜语密码沟通，再从现实环境内找出线索和证据去解开谜底的行事逻辑。
“Agent”具多重意义，是因为英国在人工情报工作方面的历史和文化发展悠久，并容许为情报部门提供资料的体制以外“线人”进阶成为“特务”，即加入英国情报组织并成为其中一员。这批在正规官僚编制以外的“间谍特务”便构成英国国家安全情报机器的主要部分，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可以是政府官员、学者、科学家、商人、工人、专业人士和政客等。这批线人和特务很多受过高等教育，又因为情报工作本质上会用尽掩饰手段去逃避侦查，包括欺诈和违法行为，所以便容易置自己于法外的无序领域。
近年英国的“拉赫曼案”、美国的“克莱伯恩案”和“马玉清案”均使用过包括“卧底行动”在内的具欺诈性法外手段，去搜证和逮捕。梳理这些案件有助勾勒英美人工情报的“法外化”趋势：
英国拉赫曼案：孟加拉裔青年意图暗杀特蕾莎·梅
2018年，英国伯明翰市的21岁孟加拉裔青年拉赫曼（Naa’imur Zakariyah
Rahman）被英国法院裁定计划暗杀时任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罪名成立，判处入狱最少三十年。
拉赫曼较早之前已向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IS）宣布效忠，并帮助一位朋友加入“伊斯兰国”，为他提供了赞助人录影片段。拉赫曼便一直被一个由英国警方、MI5和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组成的卧底反恐情报网络跟踪。拉赫曼于2017年11月被他们设下的“圣战”圈套成功诱捕。
当时，一名卧底反恐特工假扮成“伊斯兰国”的联络人，邀约拉赫曼到伦敦北部一个地方见面，诈称目的是将一件存有爆炸品的外套和背包交给他，让他去执行暗杀首相的“圣战行动”。拉赫曼应约，当他与这位所谓“伊斯兰国”联络人见面交谈时，便被这位其实是卧底的探员和其他同僚当场逮捕。
显然，这一事件中的暗杀首相计划其实出自英美卧底反恐特工网络：他们以“伊斯兰国”联络人为名，又以圣战计划为饵，哄诱拉赫曼执行计划后，再去逮捕他。而为了制造证据，英美反恐特工除了欺诈拉赫曼，更非法“策划”暗杀计划，并“教唆”拉赫曼去执行暗杀任务。
天钧丨今日时事新闻–设局搜证和诱捕 英美人工情报的“法外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