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大中枢部门高层悉数现身 习近平或不满这几个

工会——这个在中国颇为陌生的组织,在10月末刚刚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作为掌握中国最高权力的习近平,于10月29日“率领”中共五个核心部门的第一负责人,同中国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进行了一次集体谈话。而这场看似平淡的讲话背后,信息颇多。

惯例之中的不寻常

首先中共最高领导人同“工会”这个特殊组织的领导成员用“谈话”的形式进行沟通,并非首次,是中共的惯例。2003年,2008年,胡锦涛都曾进行过此类谈话,2013年习近平成为中共总书记后不久也曾同“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谈话。

但是惯例之中亦有不寻常,表现在跟随胡、习的中共高层身上。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2003年,同胡锦涛一起出席的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云山(中宣部部长),周永康(公安部部长),贺国强(中组部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刚(中办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徐才厚、何勇(中纪委副书记)。

2008年,再度追随胡锦涛出席的该座谈会的是刘云山(中宣部部长),李源潮(中组部部长),何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令计划(中办主任),王沪宁(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2013年跟随习近平的出席高层名单是刘云山(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李源潮(中国国家副主席)、栗战书(中办主任)、杨晶(中国国务院秘书长)。

2018年此次出现的中共高层是丁薛祥(中办主任),杨晓渡(中纪委副书记),陈希(中组部部长),郭声琨(政法委书记),黄坤明(中宣部部长)。

对比可以发现,四次陪同中共总书记出席该场合的高层名单中,中宣部部长,中组部部长,中办主任都是例行配置。只有2013年习近平第一次任内的陪同名单略显特别,这或许与当时中共刚刚结束完十九大,很多人事调整仍然没有到位有关。

但是相比此前三届,2018年陪同习近平的名单显得更有规划性——中宣、中组、中纪委、政法委、中办五大核心中枢系统都有代表参加。这种陪同名单中的“规划性”,一直被认为是中共政治的特色之一。

尤其特别的是,中共政法委系统也有参与此次同总工会谈话,而这种情况只在2003年出现过一次,当时任中国公安部部长的周永康参与了“工会系统”的座谈会,被认为释放了强势维稳的信号。有北京观察人士认为,郭声琨以政法委书记的身份出席该座谈会,与周永康时代并不相同,中共在对工人群体的治理中,很显然不是在用单调、强硬“公安维稳”,而是更加全面的代表公检法的社会治理思维去思考。

佳士工运背后是习近平的不满

如果对比习近平讲话和胡锦涛时代讲话的文本,并未能见到让人眼前一亮的新意,仍然充斥着中国官僚化的表述。尽管如此,还是能捕捉到习近平对于中国总工会的工作有所不满——他要求中国工会“坚决防止“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这不是中国群团组织首次遭到批评,在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就曾多次对中国共青团进行过言辞激烈的批评,据公开或不公开的报道,习近平曾严厉批评共青团处于“高位截瘫”的状态,意指其多年来“官僚化”,省市委以下的团组织基本不起作用,让中共在年轻族群的影响力跌至最低点。在随后的中共中央的巡视工作中,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巡视组将共青团的问题总结为“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从那之后,中国共青团,这个从胡耀邦时代就被视为中共官员培训基地的组织,影响力就遭到了全面的弱化。

而中国工会面临的挑战并不比共青团更少——最新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大陆的工人维权时间相较去年同期,呈现大幅度上涨。在今年4月,中国塔吊操作工、货车司机和外卖快递员们,在全国多处以此起彼伏的方式进行抗议,他们诉求是增加工资、确保八小时工作制和争取职业尊严。 8月初,在深圳,也发生了关注度更高的佳士工人维权事件。在中国社会开始由传统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可以预料此类维权事件数量必将不断增长。

这个过程中,中国工会基本是隐身的。当工会隐身,NGO遭到中国政府“删除”,政府被推到与工人对抗的第一线,结果可想而知。或许中共政法委系统参与到同工会的谈话过程中,也是出于此番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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