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逆袭!30年后,“北大保安第一人”怎么样了?

3月8日,新学期开学第一天,校长张俊成要应付的事情可太多了。这间面积不过2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同时容纳了四拨人。张俊成来回走动,穿插解决,像一个熟练的棋手应付多场棋局对弈。

他的合伙人郝校长,是这所职业学校的五位股东之一,他走进走出,跟张俊成反复确认几天后去北京的行程。燕郊和亦庄将是他们此次北京之行的目的地。到燕郊,参观一家航空类大专学校;到亦庄,考察一家光电传感器企业。一旦合作谈成,未来那里将是长治市科技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们的流向地。对这次出差,张俊成有些兴奋,但他不言明,只是提几句:“到北京有空,咱们去城里逛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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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长治市科技中等职业学校,校长张俊成与学生一起参加开学典礼 (于楚众摄)

对北京,张俊成有种特殊的情感。1994年,他成为了北京大学的一名保安,通过成人自学考试考上了北大法律系的专科,在那里度过了他人生最高光的5年,被形容为“知识改变命运的典范”。而回到家乡山西省长治市后,他成为了一名职业学校的老师,苦心于管教问题学生,周旋于地方官僚和商人之间。

这天,张俊成穿一件深色衬衫,西装式夹克,脚上的黑色皮鞋从每一个角度看都锃光瓦亮。他做保安时的发型一直没变,站岗要戴大檐帽,按照规定,露出的头发必须是短发。不露出的那部分,他模仿其他保安,留了起来。

他的学生、现在长治市科技中等职业学校教课的刘剑波记得,10年前,他们的班主任张俊成第一次走进教室时,“穿了一身西装,打着领带,一看就是个职场人”。而现在,刘剑波觉得,随着年岁渐长,张俊成对很多事情不再像过去抓得那么紧了,“像整理形象这方面,他已经休闲很多了”。

开学第一天,张俊成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阻止学生退学。一个对口升学班的女学生成绩不佳,丧失了信心,想退学去学美容美发。女孩说话声音几乎只有气声,坐在张俊成办公室里,泪光闪闪。“首先我是校长,其次我(就像)是你的父亲,再者咱们生活中还是朋友,我绝对不会害你。”张俊成语重心长,“你过了明年的高考机会,你要啥没啥了,学校也考不了了,谁还会给你第二次机会?”女孩意愿强烈,退学单上已经盖了班主任和教务主任的印章,只剩下最后校长这一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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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市科技中等职业学校的仪仗队 (于楚众摄)

这种学生在张俊成的教学经历里已经屡见不鲜了。职校学生比普通高中生更容易陷入习得性无助,为了让他们坚持念完,张俊成要做的就是给他们摆道理、打鸡血。张俊成时常对学生讲起他那段励志的过往,每半个月还会组织一场德育大讲堂,找来不同的人,跟学生们分享人生经验和心灵感悟。他接触过的任何一个人,遭遇的任何一件事都可能成为“励志素材”。

我们见面刚一天,隔天,他就在升旗仪式上激励学生们:“有个北京来的记者,大老远跑来长治采访,人家还是本科毕业的,同学们,做什么事不辛苦?”最终,女孩放弃了退学。“美容美发毕竟是个底层工作。你考上专科或本科,学历就有了,咱不图什么,就是你10年后出嫁找婆家的城市也不一样。”张俊成试图宽慰她,“学习是要轻松愉快的,不要有任何压力,我们只能说这一年半继续努力,考上本科那是太幸运,考不到本科就走专科,再专升本。专科走不了,咱还可以就业嘛。”

北大保安

S形的山路绵延向上,坡顶就是张俊成从小成长的地方——土泉村,它不高也不低,距离县城近20公里的路程,除了贫穷、闭塞,张俊成找不到形容它的其他词语,可能只是“比周边的村子更破,更穷一些”。

张家一共7个兄弟姊妹,张俊成是老小。张父年轻时在铁路工作。1962年,因为“六二压”(压缩城镇人口政策),张父回到了农村务农。1992年,16岁的张俊成不得不放弃继续念高中,尽管他初中成绩稳居班级前五,但从入学第一年起,他的学费就没有如期交过。

辍学后,他被父母安排去铁矿干活儿。铁矿在村旁的山脚处,每家分得一片,村民们视之为财富宝库,挖之不尽。他整日忧心忡忡,感觉矿洞随时会塌。下矿时,他拿电石照明,石头燃烧散发出的烟雾味令他恶心,熏得他鼻子发黑。矿下不分年龄,他干的是和成年人一样的活儿,拿大锤凿洞,打炮眼,在雷管里填上炸药,炸石头。不过,靠这份危险的工作,总算还清了以前欠的所有债务。按张俊成的话说:“从前的日子都不是拆东墙补西墙,是大窟窿盖小窟窿!最后总算把窟窿给补上了。”

他到农田里割麦子,偶尔抬头看看,感到发愁,“苦日子就跟这活计一样,绵延不断,一眼望不到头”。他下定决心要走出大山,幻想中城市的样子,“就像香港片里那种,都是高楼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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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视觉中国

当个人欲望和时代浪潮相契时,一个人往往能走到比他想象中更远的地方。上世纪90年代开始,市场经济推动了高校后勤的社会化改革,各大高校开始从农村引进劳动力,一条向外的通道缓缓打开。张俊成的表哥是劳动局领导的司机,他得知襄垣县劳动局要向北京输送50个人,便帮张俊成报了名。1994年5月,张俊成怀着懵懂而炙热的憧憬,坐上了绿皮火车。到了北京,张俊成才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保安”。

保安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职业。1994年,保安还算个新兴职业,保安公司要通过各种渠道,在各地招募18岁左右的年轻人,将他们统一送到北京。张俊成被拉至北京昌平的一个村子,从早到晚练习正步、齐步、跑步,后来进阶到擒拿格斗,过着一种部队式生活。跟他一起从长治来的50个男孩,有忍受不了训练强度的,还没等到分配工作,就买了火车票回家了。26天训练结束后,他的考核成绩位列第一,被分配到了北大。

某种程度上,“没有选择权”给了他好运。因为若干年后,当他得知当时选出来的人还有去贸易公司当保安,那里的工资待遇更好一些时,他想,倘若让17岁的自己选,肯定选“钱多的那个”了。

培训时,教官对张俊成解释:“保安就是保一方平安。”他不理解其含义。真正上岗后,穿着制服往门口一站,他感觉自己代表了北大形象,外在的体面对他格外重要。他迎来送往的既包括普通的北大师生,也有克林顿、李岚清和中国女排等国内外名人。为他们提供安保对他来说意义非凡,他的日记里时常记录这些重要人物来访北大的情况。

保安工作更多的是繁琐的事项,比如记住某系学生的住宿楼号,以便核对;遇到蛮横路人时保持礼节,“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而在成为保安的管理者后,更需要“会写作、会说话、会做思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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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视觉中国

除了个人努力外,在很大程度上,张俊成也受惠于当时北大平等、开放的氛围。1994年,学校公示栏上到处都贴着新东方和托福补习班的广告,“学英语”热潮正在校园里弥漫。张俊成驻守在北大西门,进出的多是留学生,他想同他们对话。于是,他买来教材,从《常用英语100句》开始学,都是些简单的常用语:“请出示证件”“北京大学谢绝参观”“请您下单车推行”。

一次,张俊成上晚班,站岗的时候读英语。北大西语系的曹燕教授经过时提点他:“好学是个好事情,可我听你读了这几天,以为你说的是德语。你要这样说,会把外国人气疯的。”一个月后,曹教授将他叫到办公室,拿出一张GRE考前培训班听课证、一张成人高考培训班听课证,交到他手里,叮嘱他说,可以选择性地上许国璋英语、新概念英语这些基础课程。她从保安大队要了张俊成的照片,帮他贴在了听课证上。还跟保安队的领导讲,让排班时照顾他的学习时间。

后来,他还和北大西语系的张玉书教授建立了不错的交往。每天早上散步时,张教授绕着未名湖走,张俊成就陪在他身边听。张玉书给他讲尼采、黑格尔、叔本华,他一个保安哪儿能听懂。讲的人不管,听的人也不顾,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讲到了马克思,张俊成才慢慢听懂了。

与张俊成同期的保安、内蒙古人包布和苏道说:“我们西门的保安跟北大老师建立了比较好的个人关系。他们会为我们的未来做打算,会跟我们讲高考政策。”

分岔路

得知成人高考的政策后,张俊成开始将更多的时间放在学习上。他将所有轮班申请到了夜班,晚上站岗能坐着复习。夜里12点到凌晨3点,是值班最艰难的时段。他坐在西门的保安亭里,身前摆着半指厚的成人高考考前辅导丛书。为了不打盹,他看会儿书便起身跑跑步。抽烟的习惯也是那时候养成的,抽烟令他清醒。

1994年,他报名参加了成人高考。“我对结果没抱多大期待,压根没想到第一次就能考上。”结果如他所料,第一次,他落榜了。1995年他再次报名,又落榜了。放在一般人身上,这是个不小的打击,但他保持了一种朴素的乐观,立刻改考了成人自考。

在包布和苏道看来:“成人高考比自考要正规,是有组织、有体系的,而且成人高考对报考对象有限制。”可以说,自考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这一次,张俊成终于得偿所愿,通过了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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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青春派》剧照

考上成人自考后,张俊成更加频繁地在西门保安岗与各大教学楼之间穿梭。每次下课,他都掐好点儿,提前15分钟跟老师打个招呼离开,一路小跑回宿舍,换上保安服,再跑到西门换班。他不愿意上课穿着保安服,因为那样“太扎眼了,会有点自卑”。

临近考试,张俊成跟包布和苏道找不到学习的地方,只能蹭课、蹭教室。他们跟其他学生一样占座,大水杯放桌上。“如果突然有老师走进来要上课,我们就不能再坐着了。”包布和苏道说,“很多小课蹭不了。

”1998年,张俊成修完了成人自考的全部课程。等他专科毕业时,他在保安队也升到了分队长的位置。他的工资从最初的241元涨到了快1000元,但减去一年1500元的学费和一些书费,所剩寥寥无几。

保安队人员流失的情况也越发严重。包布和苏道估算,当时每年自然离队和中途离队的人应该能达到30%~50%。“每个班来一个新人走一个人,每年都有很多新面孔。”他和另一个保安队员艾中天在张俊成之后,都通过了北大计算机系的成人高考,被录取的那一年,他们纷纷选择离队,投入市场经济的浪潮。包布和苏道说:“我们肯定不能在那儿待太长的时间。说白了,我们那几年的青春做了保安工作,同时我们也在保安这个平台得到了往前走一步的机会。”多年后,包布和苏道在中关村经历一番沉浮,回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创办了一家私人医院。艾中天则留在北京的一家企业做技术,在北京成家立业。

在命运的分岔口,张俊成做出了不同的选择。1999年,他同书信来往4年的女友举办了婚礼。很快,妻子怀上了孩子,他决定离开北京。当年7月,他带着学历证书、印有他报道的报纸和三麻袋书坐上了回长治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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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恋恋风尘》剧照

求学故事在北大保安队得到了某种延续。后来北大保安队大队长王桂明在接受采访时说,截至2016年,先后有500多名北大保安进行了考学深造,其中大部分是大专,少量本科,12名研究生。“适合成人自学者”甚至被写进了北大保安的招聘启事中。

不过,那些借保安工作半工半读、实现人生转折的还是少数。2017年,有媒体报道如今的“北大保安”,除了对文凭有执念的人外,更多人的状态是“初高中毕业,无过硬技能,对读书没兴趣,更爱玩游戏、看电视、打球和逛街,对未来感到迷茫,做保安只是暂时的过渡,随时可能离开,去送快递或者外卖”。落地1999年回到长治以后,张俊成去人才市场找工作。他对工作只有一个期待:“不再干底层卖苦力的活儿。”

于是,在广场上众多摆台的企业里,他一眼看中了一所职业学校,之前在北大的经历让他天然地对学校有一种安心感。他的简历完美契合,“之前在北京管保安,现在到职校管理学生”。几天后,当他走进太行科技职业学校时,才意识到,即将入职的这所学校与他在北京的工作环境天差地别。学校虽在市中心,但面积不大,而且大部分被那栋有些年代感的教学楼占据了。他要面对的也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和受制度约束的保安,而是一帮叛逆少年,青春期的盛焰无处发泄,他们之中甚至有人会将刀藏在宿舍里。这些学生来到职业学校,为的就是找份工作。

在教师办公室里,张俊成从来不主动提起他在北大的那段经历。他解释说:“怕别人说北大读过书的,怎么沦落到这里?也是怕跟其他老师之间有隔阂。”那时候,学校的老师中不乏本科毕业的,但他仍很难同他们找到共同语言。

于是,他申请从坐办公室的行政人员转为老师,在课堂上释放他的表达欲。他讲课的效果得到了校长的认可,满课六节,他一天平均能排四节。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政治课和普法课都被他包揽。他的学生李风说,张俊成私下跟每个学生都处得很好,大家月末没生活费了,他就带学生出去下馆子,吃烩面。他也时常跟学生以书信的方式往来,让他们写心得体会,他在下方回复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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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少年班》剧照

张俊成也有相当强硬的一面。刘剑波读书时对张俊成最深的印象是,一个男人走进班里,对着30多个新生说:“你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服从。”接着开始安排工作,雷厉风行,没有半点含糊。第一次见面后,张俊成权威的形象就不可磨灭了。

他看重规矩。“我管的那类学生,他敢逃课、打架,脑子一热,干一些不该干的事,所以你必须用制度来约束他们。”张俊成说,“制度就是方法,制度就是措施。”

在管理学生方面,张俊成在自由和强制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刘剑波说:“他会引导大家讨论,我们该怎么改善班级环境,好的提议就放进班规,所有人都要在班规下面签字。”对于违反班规的学生,惩罚措施通常是写检查,5000到1万字。契约上标的惩罚是写1万字,执行起来,张俊成只让学生写5000字。“你得宽一点,让他们犯错,不犯错误,他认识不到制度的存在。”

刘剑波回忆自己三年的职高生活:“早上5点50分起床,10分钟赶到教室上早自习,7点下了自习再回去整理内务。晚上9点以后我们上晚自习到11点,回去11点半必须准时熄灯。”现在,刘剑波已经27岁,一张圆脸,戴副眼镜,颇有种少年老成的气质。大专毕业后,他回到了张俊成的学校教计算机。

张俊成辗转4个学校教法律。从前,法律是职校最受欢迎的专业,“计算机热门,但不高端”。法律专业的学生拿到中专毕业证后,就能在长治的4所律师事务所或图书馆得到一份工作。但2002年之后,山西省将参加司法考试的学历限制提升到了本科,只有考上本科才能考律师资格证。所有学生都得通过针对职业学校考生的对口高考继续升学,才能走上司法这条道路。于是,2010年以后,长治市开设法律专业的职业学校几近消失,到现在,只剩下张俊成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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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剧照

被张俊成送入大专院校的学生们之后的人生走向千差万别,有的在基层司法部门工作,有的在邮政局工作,有的子承父业回家经营防爆电机企业。而女生,多因嫁人在他的视野中消失了。

张俊成任职的第一所职业学校因为经营不善,校长改行办小学,张俊成只好另寻出路。后来,他任职的第二所民办职业学校也遭遇变故,被收编改制为公立综合职业学校。2015年,他决心办一所自己的学校。

二次突围

转遍长治周边村镇,张俊成一眼看中了一家旧工厂。厂子位于市区北部的一个村子里,距离市中心十几公里,他觉得这里“僻静又宽敞,是个学习的地儿”。

租下这块片区以后,他简单修整了一番,学校的墙体全部刷成了迷彩色,一条路直通主楼,两侧的平房就是学生的宿舍。学生食堂是由礼堂改造的,北面是一块巨幅红色帷幕,帷幕下是围坐在圆桌前用餐的学生,一幅2米高的毛主席肖像挂在墙上,营造出一种与现实隔绝的氛围。

在这里,张俊成沿袭了他“军事化管理”的理念。学生穿迷彩服,床单、被套统一为军绿色,卫生检查的标准按军队标准——被子叠成豆腐块,床底下两只盆,床上不准放东西。学校创办第一年,刘剑波去招生,“一个没有成绩的学校要怎么吸引人家,靠的就是两张王牌——张俊成的脸和他的愿景”。

“职业教育最主要的是你得找出路,你得有落脚点,不然的话白白念十几年书又回家了。如果说我能给他连大专毕业后的路都修通了,那就成了高铁快速路了。”张俊成试图以此来解决学生就业问题,他称此为“终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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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间休息时间,学生们涌出教室到操场活动 (于楚众摄)

他尝试过“订单班”培养模式,按照企业用工的需求进行招生和培养,成绩合格的学生毕业后按照签订的订单,直接进入企业或工厂工作。他也推荐学生们以半工半读的方式深造,这让他想起当年在北大的时光。“既能省钱还能读书,多好!”也有企业跳过大专院校,直接找到张俊成,预定他的学生大专毕业后去公司工作。为此,张俊成只需要找到一条固定的路径,让同一批人考同一个大专,再进入同一家企业。

这可以理解为一种“养成系”。从进入学校那天起,学生们的培养费用都不需要自己承担,但这也意味着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进工厂”。对张俊成来说,这解决了他最大的心事:“培养他们有一技之长,能找份谋生的工作。”然而,这也框定了学生们未来在社会组织结构中的位置。

2011年以后,我国由劳动力过剩转向短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趋势下降,农民工供不应求。职业学校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随之发生改变。张俊成说:“以前是咱们求别人,现在是别人求咱!”

3月的北京之行,张俊成对那家做传感器的工厂感到满意,他签下协议,等到4月,就能输送一批机电专业的学生前往那里,他也会派老师跟着一起去工厂。不过,虽然一条稳定的路铺就在前方,但也有不少新一代的年轻人想自己寻找出路。这是校长张俊成的新难题

。庞鸿波是2016级机电专业的学生,一年级时他去成都一家笔记本电脑厂实习,日常工作是将组装电脑的零件配齐,交给流水线工人,“就是比流水线工人还要低端的工种”。职校毕业后,他既没有继续升学念大专,也没有按照学校的就业安排,去那家工厂工作,他在一家装修设计公司从底层做起,三年后成了公司的骨干。

刘剑波记得,二年级时他去山东潍坊的一家大型电子厂实习。有一天,他上夜班出来遇上阴天,早上7点,天空灰蒙蒙一片,他突然感到迷茫:“我到底上的是夜班还是白班?”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去工厂食堂吃饭,往回走的路上,只有他一个人,那一刻,他暗下决心:“这辈子再也不来这种鬼地方了。”

天钧丨今日时事新闻–人生逆袭!30年后,“北大保安第一人”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