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元（1938—1970），生于上海，祖籍浙江义乌。其父沈鹏为江苏镇江县县长，抗战期间主持修建滇缅公路。其母沈骊英任职于中央农业实验所，主要从事选育栽培小麦。而号称台湾“四大公子”之一、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则是他的表兄弟。
1956年，沈元参加高考，并以文史类全国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满脑子的雄心壮志，在北大学习期间，一下课就跑去图书馆，每餐後也尽速赶去等图书馆开门，否则抢不到座位。
1957年，沈元在图书馆偶然发现了英国《工人日报》，上面刊载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于是，他便摘译了其中一些重要内容，并组织同学进行讨论。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尚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斯大林问题的性质，不仅仅是赫鲁晓夫所说的“个人崇拜”，根本上还是制度问题。
同年春天，毛泽东和中共各级党委千呼万唤鼓励”鸣放”，要求党外提意见。历史系宿舍外的鸣放标语以及墙报《准风月谈》，批评某些党员和党支部压制鸣放，就是沈元与423号宿舍的同学搞的。
然而,反右运动扩大化，在对沈元进行揭发批判时，423号房间原来受他影响的人，都纷纷起来揭发，同他划清界限。”实际上远在“鸣放”之前，沈元的党员同学就指责他“不靠拢党组织”。他的一举一动早就被悄悄地盯着。沈元因这番惊世骇俗之论被打成“极右”分子，并被开除学籍，发往北京西郊修水库。
1961年因表现良好，沈元被摘掉了“右派”帽子。“摘帽”之後以病弱之身回到北京。此後即闭门读书，不问时事，潜心研究历史。
一九六二年，他所写的文章《论汉史游的＜急就篇＞》得以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接着，沈元以其数十万字的论文被黎澍看中，黎澍并将当时处在街道居委会管下的沈元破格调入近代史研究所，安排在丁守和领导的思想史组。
其後，他接连在《历史研究》发表多篇有分量的文章，一次次引起轰动，范文澜说他的文章比自己写得好。研究机关和大学都在谈论这位“右派明星”。
声名鹊起的背后，杀机随之而来。北大历史系、历史研究所的人“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一些人向中宣部控告，指出沈元是右派，报刊杂志如此高调地发表他的文章，就是公然宣扬白专路线，对抗党的教育方针。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亲自指示要彻查此问题，但调查组中亦颇多爱才之人，便与学术界达成默契，调查草草收场。
1966年“文革”铺天盖地袭来，造反派肆虐，天下大乱。沈元作为摘帽右派，又年少成名，出尽风头，遂遭到红卫兵的连番冲击和批斗。为体现“群众专政”，沈元还被交付当地居民讨论。结果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这样的结果，没人敢为沈元说情，即便是最赏识他的黎澍，也只得欲哭无泪，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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