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医“后继无人”:近5年,每年5万的数量锐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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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 年,村医数量正以平均每年 5 万的速度锐减。

李玉忠和他的马。

李玉忠最近很少骑马了。马在棚里闲着,偶尔运些苞谷,它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

过去四年,马背上总驮着药剂、疫苗、预防针或是高血压药片。马蹄踏过山里深深浅浅的水塘,常常沾着不少湿土。

云南红河州元阳县碧播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熟悉这匹马以及它的主人李玉忠。十多年来,村子只有这一位乡村医生。李玉忠要照看这里
2741 人的健康问题。马是他出诊的主要交通工具。

骑马村医

李玉忠是半路出家的乡村医生。

20 世纪 80
年代,李玉忠初中毕业回到村里。父亲瘫痪,母亲偏瘫,姐姐是残疾人。李玉忠在家最常做的事就是去村卫生室,叫上那位年轻的女村医来给家人看病。

2003
年,村民投票选他当村长,负责村子里大小的事务。去找村医的路总是难走,一来一回,村里的事儿、家里的活儿都耽误了。他开始自学医学知识,帮父母解决小的疼痛问题。2005
年他有机会去州里的卫生局学习了一年。实习半年后回乡时,村里唯一的村医辞职进城,36 岁的李玉忠接替了她的工作。

村医要做的事情很多。打针、输液、处理打架村民的伤口 ……
上了年纪的老人来不了卫生室,还得上门出诊。

碧播村紧邻中越边境,四周环山,寨子间相隔较远,有的还不通路。要想到村民家,李玉忠得背着药箱翻过山头。山路崎岖,七八公里的路得走上两个多小时。

通常,李玉忠会背上一个寨子里需要用的药品或是疫苗,这对体力是个挑战。遇到雨季,路面泥泞不堪,稍不注意,会连人带药一起摔倒。早些年,村子没通电,药箱里的疫苗得不到低温保存,只能靠路上加速节省时间。

村里的老人见他翻山越岭不容易,建议他买匹马代步。上世纪 90 年代,买马是笔大花销。

小马驹 4600 元,接近李玉忠当时月工资的 40 倍,他找外出务工的朋友借钱买了一匹。从上马到骑马,村里几位有马的老人都来 ”
教学 “。一米高的马身,李玉忠学会了踩稳脚踏,拉紧马鞍再坐上去。

久而久之,寨子里的村民听到悠悠的马蹄声也能猜出个大概——李医生骑着马来了。再后来,村子里的人都称呼他 ” 骑马医生 “。马驹骑了
6 年,马腿跑断了一只,李玉忠又借钱换了匹大马。

大马总是 ” 养不熟
“,李玉忠很无奈。一次去寨子给村民打预防针的路上,迎面而来的拖拉机加速声让马受了惊,抬腿朝着牵马的李玉忠踢了一脚,害得他一瘸一拐地走了好几天。

去往村民家的路都是泥泞。

当村医的 15 年里,他出诊的交通工具不断迭代,但他始终把马留着。他念叨着算了笔账:” 马买了两匹,摩托车骑报废了 3
辆,油箱报废了 7、8 个。” 逢上下雨天,摩托没法在泥路上加速。雨后若遇到泥石流塌方事故,骑马出诊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2019 年村里铺上了水泥路,他贷款 5 万元买了辆面包车,村里那些需要转诊的病人都用这辆车送到上级医院。马就被闲置了。

身份难题

村医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只要寨子里来了电话就得出发。

为了能接到电话,李玉忠拿出存款买了部摩托罗拉,整夜开机。有一次凌晨一点,手机响了,哈尼族寨子里的一位村民病了。他背着药箱走了一个多小时,去给病人打针。路上花了将近
3 个小时,一针才收费 3 元。

钱不多,但心里满足。李玉忠记得刚当乡村医生的头两年,只要有病人打电话,自己就很激动。那是一种被认可、被需要的感觉。

当上村医的第三年,最远的那个寨子的村长打来电话,一位产妇要生了。李玉忠没接过生,他只能求助乡卫生院的院长,通过电话指导,帮产妇顺利产下一名男婴。

李玉忠行医经历丰富,但他也说不清自己到底属于哪种类型的医生,只是以 ” 赤脚医生 ” 自我打趣——这是 ” 乡村医生 ”
的前身。上世纪 60
年代,为了解决医疗资源匮乏问题,国家鼓励医疗资源下乡,为乡村提供基础医疗体系。但由于当时医学专业人才稀缺,只能培训一批粗通医术的劳动者应急。

李玉忠说,当了十几年 ” 没有名分 ” 的村医,他从没后悔过。当村医的第一个月,他领了 30
元的工资,同乡出去打工的兄弟一个月能挣 180 元。妻子劝他也出去闯闯,他不干,他对治病救人有着 ” 解释不清 ” 的热情。

医学知识都是在零星的培训中积攒起来的。当上村医后,李玉忠专门读了医学中专。碰上公益机构开展的乡村医生培训,他也想办法报名参加。但他心里清楚,即便有了这些经验,自己仍不是正规军。

在全国,像李玉忠这样的乡村医生有 79.2
万名。他们身着白大褂行医,承担着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工作。严格来说,” 李玉忠们 ” 是游离于医疗体制之外、”
半农半医 ” 的农业医疗从业人员。

2011 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乡村医生生存状况调查报告》中提到,村医当中 70%
左右为中专文凭,过半村医没有任何职称。

” 乡村医生健康扶贫 ” 项目驻点队员队长郭帅跟村医打交道 4 年,走访过 200
多名村医。他发现,近几年考资格证书的村医越来越多,但多在取得资格证书后就离开了乡村,转至乡卫生院或是县级医院工作,留下的多是平均年龄超过
45 岁的村医。国家对于报考执业医师资格证的年龄要求是 35 岁以下,留下的村医大多过了报考年龄。

尽管国家政策规定村医为乡镇卫生院的医务人员,在收入、社保等方面应当享有稳定的保障,但实际情况不容乐观。郭帅告诉《中国慈善家》,绝大多数地区的村医面临着没有编制、没有社保、退休后还是农民的窘境。

新华社援引基层医师公社的调查数据显示,只有 26% 的村医有养老保险,每月养老金额在 100 元 ~500 元的占
43.76%。还有 19.82% 的村医每月养老金额在 100 元以下。

2021 年,51 岁的李玉忠交了人生中第一笔养老保险金,一年自付 4000 元。按照云南省卫健委的相关规定,到 2035
年底,云南在岗乡村医生均按规定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对于李玉忠来说,一年 4000 元不是笔小支出。但他乐意掏,他相信只要交够了
15 年,自己的养老金就有了保障。

” 消失 ” 的村医

在农业社会,乡村医生曾是全村羡慕的职业。但如今,徘徊在医疗体制边缘外的村医已经吸引不了年轻一代。

村医当到第四年时,钟丽萍发现身边当村医的同学大多走出了村子。去年,邻村要好的同学也辞职了。”
不夸张地说,一个人要完成一个团队的工作量。” 钟丽萍理解同学的决定,村医要做的事情特别多,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的。

钟丽萍所在的乡村卫生室。

钟丽萍告诉《中国慈善家》,现在村医不仅要给村民问诊,还负责全村的公共卫生。2016
年,国家卫计委(现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文,提出到 2020
年力争实现让每个家庭拥有一名合格的签约医生,每个居民有一份电子化的健康档案。

落实到乡村,这就意味着村里的幼儿健康管理、孕妇建档、村民慢性病管理等工作都需要由村医统一收集信息,做好信息录入工作,并定期去乡里、县里汇报。钟丽萍坦言,开会、做表之类的行政工作占据了村医一半以上的工作精力。

今年 25 岁的钟丽萍是云南澜沧酒井乡岩因村的村医。起初是钟丽萍的姨妈张惠仙在当村医。2012
年起,多地开始推行每一千名农村户籍人口配备一名乡村医生。岩因村 1868
人,需配备两名医生。外面的人不愿意来,张惠仙只能叫回了在县城上班的侄女。在村里,学过医同时还懂少数民族语言的年轻人只有钟丽萍一个。

去年,张惠仙因为要进城照顾长辈辞了职,村卫生室里只剩下了钟丽萍一人。8 个寨子里的 150 余位老人一个季度得上门随访一次。6
位精神障碍人士、5 位糖尿病患者、131 位高血压患者,至少每个月上门查看一次。
没通水泥路之前,村里的路坑坑洼洼,遇到下雨,钟丽萍如同骑在摩托车上冒险。一次她去寨子里给村民量体温,路上车轮打滑,人被甩了出去,手臂上磕得全是血。钟丽萍拍了张图,在朋友圈里感叹:”
为了使命,光荣牺牲了。”

卫生室的工作也让她焦头烂额。针灸、拔罐、开处方、配药、盯输液进度,有时候就得有 ”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 的技能。

村卫生室条件简陋,设备老旧,只能看些小毛病。有一次,钟丽萍给村里发高烧的孩子打针,没过几分钟孩子出现了昏迷。”
平时的培训里从没出现过这样的案例教学。”
第一次遇到这样情况的钟丽萍束手无策,只能反复用治疗普通感冒的方法给孩子降温、打葡萄糖,所幸孩子最终苏醒。她至今都觉得后怕,当时孩子的亲戚围在卫生室,七嘴八舌地责怪她医术低,用错了药。

此前一项关于村医的调查显示,很多村医遇到感冒发烧,就给病人上 ” 三素一汤 ” ——抗生素、激素、维生素和盐水。
卫生室七点半开门,但村民不管,偶尔不到七点就会敲响卫生室的大门。最多的时候一天 30 个患者轮番候诊。” 哪儿还有时间深造。”
钟丽萍叹了口气。

2020 年 12 月,张文宏(左二)在云南考察时与村医合影。摄影 / 本刊记者 程昕明

” 后继无人 “

《2019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近 5 年,村医数量在以平均每年 5
万的速度锐减。

李玉忠也发愁:等到自己退了休,谁来接替他的工作?受李玉忠影响,儿子女儿都选了医学专业,但没人愿意接父亲的班,都选择了留在县城的医院里。

这样的例子 ” 乡村医生健康扶贫 ”
项目驻点队员队长郭帅走访村医时见得多了,有人觉得村医没地位,还人觉得这份低收入的工作没有前途。郭帅认为,如果不明确村医的身份问题、提高他们的收入,这个行业很难注入新的血液。

目前乡村医生收入来源包括三部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费、诊疗费以及药品零差价销售后的基本药品补助。三部分都算上,钟丽萍能拿到
3000 元左右,偶尔遇上 ” 上级 ”
发不出工资时,一月一发的工资自动改成了两个月一发。在同龄人里,这样的收入只能算是中等偏下水平。

村子常年缺水,每天洗澡都是件奢侈的事。看着同学都去了城市,钟丽萍也在犹豫要不要进城务工,选择更好的工作环境。

但她也纠结,钟丽萍说,村里不通汉语的老人因为沟通问题难以外出就医,多是选择在村里的卫生室就诊。逢到自己有事外出,卫生室关了门,老人们就忍着,等她回来了再看。卫生室处理不了的,就由她来对接上级医院的转诊工作。

她还记得,一位等着她看病的老奶奶握着她的手叮嘱,就算以后嫁出了村子,也希望她能回到这里当医生。”
如果我走了,这里更没有人来了。” 钟丽萍说。

天钧丨今日时事新闻–村医“后继无人”:近5年,每年5万的数量锐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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