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影重重!华为前董事长孙亚芳鲜为人知的背景

【图集】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 大游行超百万创下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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谍影重重!华为前董事长孙亚芳鲜为人知的背景

前白宫首席策士班农(Steve Bannon)表示,将华为赶出美国与欧洲,比贸易协议还重要10倍。 

 华为高管日前公开承认华为前董事长孙亚芳与中共情报系统有关联,不但侧面印证了多年来多国政府对华为“安全威胁”的指控,同时也引发媒体聚焦孙亚芳,试图拨开笼罩在她头上的重重迷雾。

2019年6月10日,华为全球网络安全和隐私官萨福克(John Suffolk)在英国国会科技委员会听证会上承认,华为前董事长孙亚芳曾与中共情报部门有关联。萨福克的证言将去年刚从华为隐退的孙亚芳,又卷入到已令华为岌岌可危的风暴中。

有“华为女王”之称的孙亚芳,尽管在公众眼中十分低调,但在商界却名声显赫。从2010年起,她一直被国际顶级商业杂志列为全球最有权势的中国女性。她是2010年《福布斯》杂志唯一登上“最有权势女性”年度榜单的中国女性,2011—2013年连续三年被《财富》杂志选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界女性。直到去年,孙亚芳仍被福布斯评为中国最成功的女商人。

在华为素有“左非右芳”的说法,指的就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和孙亚芳,在华为所拥有的地位及影响力。在华为内部,孙亚芳被认为是唯一能够公开与任正非叫板的人。

尽管在外界看来,孙亚芳的“权势”是依托于华为的飞速崛起,但在熟悉华为内幕的知情者眼中,孙亚芳的影响力可能更多源自于其“神秘”的背景。

神秘“跃升”的职业生涯

根据百度百科信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孙亚芳,1982年从四川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后,进入河南省新乡市国营燎原无线电厂(国营第760厂)工作,担任技术员。

孙亚芳随后三年的职业生涯,出现了不同寻常的“跃升”。

1983年,她进入新乡市的中国电波传播研究所工作,任教师。1985年,她上调至北京信息技术应用研究所工作,任工程师。

值得一提的是,孙亚芳毕业后就职的这些单位,都并不普通。依据维基百科、百度百科等网络公开信息,燎原无线电厂和中国电波传播研究所,都是中共的军工企业,当时都率属于中共的原国防科工委(现已撤销)。

尤其是“北京信息技术应用研究所”,该所颇具神秘色彩,在公开网络上几乎查不到相关资讯。仅有一个2008年的中国信息安全年鉴(网页链接 ),显示该所属于“公安部、国安部、国家保密局、中办机要局、信息产业部等国家信息安全主管部门”。

另外,熟悉中国情况的人士都知道,即使是在中共对户籍管控已大为放宽的今天,中国人想要调到北京工作,都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而在上世纪80年代,从河南省一个普普通通的地级市、上调到北京市,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是不可想像的难度。

但孙亚芳,却可以办到,而且是在短短两年内;并且还转换了职业,从教师转为工程师。出身普通家庭的孙亚芳,如何实现这种“神奇”的职业飞跃?

孙亚芳“权势”的真正凭仗

孙亚芳加入华为前的“神奇”职业生涯,在带给她极大神秘感的同时,也增大了外界对她和华为、与中共特务部门有关联的质疑。

美国政府早在10多年前,就注意到华为与中共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威胁。

据美国科学家协会(FAS)报导,美国中央情报局旗下“开源中心”(Open Source Center,简称OSC)2011年10月曾经发布报告(报告链接),引用《新京报》《凤凰财经》等陆媒报导,指孙亚芳加入华为前,在中共国安部通讯部门工作,并对任正非有知遇之恩。OSC报告说,陆媒并未披露孙亚芳加入中共国安的时间和期限。

1985年进入北京信息技术应用研究所担任工程师,是唯一能公开查询到的,孙亚芳加入华为之前的职场经历。

根据维基百科信息,中共最大的特务机构——国安部,在1983年成立时,是由原中共中央调查部整体、公安部政治保卫局部分单位、中共中央统战部部分单位、以及原国防科工委部分单位合并而成。

因此,孙亚芳进入华为前就职的“北京信息技术应用研究所”,很可能同其最初加入的两家单位一样,在1983年之前都隶属原国防科工委。

不过,该所应该在1983年中共成立国安部时,被并入国安,划归中共的特务情报系统;所以2008年的中国信息安全年鉴,才会将该所列为公安部、国安部“等国家信息安全主管部门”,而且在互联网上也查不到任何该所的相关资讯。

也就是说,孙亚芳最迟在1985年上调至“北京信息技术应用研究所”时,就加入了中共国安。也正是凭借国安的权力,孙亚芳才可能从河南新乡市的原国防科工委下属机构,上调到位于北京市的国安系统下属单位。

OSC报告还指出,在华为1987年创立初期,孙亚芳曾运用国安部的影响力,帮助任正非渡过了财务难关。陆媒称是孙亚芳在华为最危急的时候“挽救了华为”。不过,华为在发布的年报中,从未提及孙亚芳曾有中共国安部的工作经历。

虽然任正非如何结识孙亚芳,以及1987年华为初创时、孙亚芳为何愿意“挽救华为”,一直都是谜,在汗牛充栋的华为和任正非的公开报导中没有只言片语。但梳理了孙亚芳的职业生涯后,不难看出,孙亚芳加入国安前的国防工业背景,与任正非的解放军背景,有着高度的关联性。

或者说,当年孙亚芳之所以“愿意”帮助任正非和华为,与孙的国防科工委或国安背景有关。

华为海外扩张暗藏“寄生”战略

OSC报告曝光的孙亚芳的中共国安经历,不但合理解释了她加入华为前的职业生涯,同时也为各国政府对华为的担忧,做出了完美的注解。

根据陆媒和华为公布的资料,进入华为前一直从事“技术工作”的孙亚芳,1989年“脱离”公职、加入华为后,却改行做起了市场和人力资源。

她先后担任市场部工程师,市场部总裁,人力资源委员会主任等职位。1998年,在任正非的提议下,孙亚芳出任华为董事长,负责对外协调,任正非则负责对内管理。2018年3月孙亚芳突然从干了20年的董事长职位上隐退,华为公告称,孙亚芳将继续在华为的建设与完善中发挥重要作用。

孙亚芳进入华为的职业转换,看似突兀,但结合华为随后的发展,不难看出其中的端倪。

1998年起,华为开始大力发展海外市场。华为制订的海外发展战略,就是沿着中共的外交路线走。这一独特的市场发展战略,很可能与主管华为市场和对外工作的孙亚芳有关。

孙亚芳出任华为董事长以来,带领华为向海外大规模扩张,1996年进入俄罗斯市场,1997年进入拉丁美洲市场,1998年进入非洲市场,2000年进入亚洲市场,2005年打开欧洲市场。

而美国等多国政府多年来一直指控华为受中共控制,可能利用其售出的电信基础设施和手机等终端设备,替中共收集各国情报、窃取机密、或从事其它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如果将华为“独具特色”的海外发展战略、与孙亚芳中共情报部门的背景相结合,可以看出美国的指控并非空穴来风。

而且,孙亚芳领导下的华为,实施海外扩张的目标,甚至远远超出了美国的指控。例如,华为正在通过海外扩张来影响外国政府,干涉他国内政。

纽约时报2019年1月23日的报导(英文报导链接中文报导链接)披露了,华为是如何通过赞助、投资与承诺,来影响欧洲国家的政府。

纽约时报举例说,华为在英国向大学捐款,为政治领导人举办宴会,赞助知名慈善机构。2018年华为宣布向英国投资30亿英镑后,首相特蕾莎‧梅在北京会见了华为董事长孙亚芳。在德国,华为投资研究创新产业,并赞助包括执政党在内的各党派的政治活动。

华为这些投入可能获得了商业之外的更多回报。在美国政府向全球警示华为5G安全风险的背景下,英国、德国至今对禁用华为犹豫不决。

事实上,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和北美的加拿大一样,想要摆脱华为可能会不轻松,因为华为已经渗透进这些国家的电信基础设施中。

而在非洲,即使媒体去年曝光了非洲联盟机密数据失窃事件,且事件或与华为有关,但非洲联盟今年4月依然与华为签署协议,扩大在5G等领域的合作。华为建造了非洲大部分的手机基础设施,影响了从教育、银行到医疗和政府等多个领域。

从这个角度看,华为的海外扩张,已不仅仅是抢占市场、赚取利润的商业目的,甚至超出了替中共国安系统收集情报、窃取机密的单一目标。

华为的海外扩张,实质上已经发展为一种“寄生”战略,通过向业务所在国输出产品、服务和投资,控制当地的电信基础设施,渗透进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民众生活中,对所在国进行“寄生”;最终达到收集情报、窃取机密,甚至影响所在国政府、企业和民众的目的。

而这,也正是中共利用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对外扩张中共影响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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