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宜安是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他开设的选修课“生死学”意外成了“网红课”。每学期原定150人上课，选课人数常常超标，需要附加一轮抽签。
死亡离十八九岁的学生相当遥远，“痛苦”“捐献器官”甚至“活着为了什么”并不是他们最关心的议题。图为一家医院里，一名护士走进生死边缘的重症监护室。（新华社记者
张龙/图）
“体验过身体不适的痛苦吗？”
“你考虑过死后捐献器官吗？”
“人活在世上究竟是为什么？”
“如何看待遗弃老人的行为？”
胡宜安把思考题投影在大屏幕上，字体加粗，学生们则大多正低着头，关注手机上的游戏《王者荣耀》或淘宝。死亡离十八九岁的学生相当遥远，“痛苦”“捐献器官”甚至“活着为了什么”并不是他们最关心的议题。
胡宜安是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他开设的选修课“生死学”意外成了“网红课”。每学期原定150人上课，选课人数常常超标，需要附加一轮抽签。
在中国传统中，死亡有诸多代称，如去世、逝世、驾鹤西游、驾崩等。“死亡”两个字似乎很难直接说出口，仿佛说了就会遇到这种厄运”。山东大学基础医学院副教授王云岭注意到，中国文化长久以来存在对死亡的避讳。
王云岭开设“死亡文化与死亡教育”课13年了；胡宜安的“生死学”更久，讲授了十九年。中国的死亡教育，已经探索了30多年。
死亡教育发端于美国。1955年，诗人T.S·艾略特提出死亡教育与性教育同样有必要。1970年代，美国开设死亡教育相关课程的学校达到了165所。1974年，美国中学程度以上的死亡教育课有1100门以上。为中国大众熟知的耶鲁大学教授雪莱·卡根的《死亡哲学》公开课，在互联网上点击量过亿。
依照台湾学者钮则诚分析，美国死亡教育的兴起与其文化价值取向有关。美国人崇尚年轻、成就、健康、个人主义，但疾病无法因生命科学发展而消除，他们对死亡的焦虑不断增加，死亡教育由此产生。
中国死亡教育的探索亦自台湾起步。美籍华裔学者傅伟勋将死亡教育发展为生死教育，提出“生与死构成不可分离的一体两面”。1992年，杨国枢和余德慧等人在台湾大学开设选修课“生死的探索”，因担心学生忌讳死亡，只安排了30人的小教室。没想到第一堂课教室就挤满了，不得不换到300人的大教室上课。1994年，台北市两位成绩优异的高中女生自杀，推动了台湾社会对生死教育的重视，目前高中生有相关的课业要求。
中国大陆生死学研究开始，与首例安乐死案件有关。
1986年，陕西汉中人王明成帮助身患绝症的母亲夏素文实施“安乐死”，被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先后关押1年零3个月。1992年，王明成无罪释放，安乐死在中国的讨论由此展开。后来，王明成因难忍胃癌痛苦呼吁实行安乐死，最终于2003年在病痛中停止了呼吸。2018年6月，台湾主持人傅达仁成为“亚洲安乐死第一人”，于瑞士结束86岁的生命，临终视频为家人公开。
1980年代，武汉大学教师段德智在哲学系开设“死亡哲学”专题课。此后，胡宜安、王云岭成为中国高校中较早系统研究死亡教育的学者，广东药学院教授邹宇华、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杨足仪、北京大学教授王一方也陆续加入。“我们的学术共同体大概有三十到五十人，但在高校开设生死教育相关课程的只有十人左右。”王云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我也不敢去爷爷的坟前”
“小时候害怕死亡，担心死后会变成鬼。”广州大学学生陈冬梅六七岁时第一次接触死亡，邻居去世令她害怕。她从电视剧知道人会变成鬼，奶奶也常讲起“人死之后会到地府”。
匈牙利心理学家玛利亚·耐基曾调查发现，5岁至9岁的儿童会认识到死亡是生命的终结，并产生好奇。如果家长回避关于死亡的提问，那么在影视等媒介的影响下，儿童可能会对死亡产生恐惧心理，甚至伴其一生。
直到初中，陈冬梅的恐惧才被老师消解。大二那年，她选修胡宜安的“生死学”课程，希望了解更多关于生死的话题。她很少和父母交流关于死亡的话题，“好像谈论死亡是一件忌讳的事”。
一位学生告诉胡宜安，选修“生死学”是因为对祖父去世一直无法释怀。她在祖父的疼爱中长大，高中才离开老人，去外地上学。祖父渐渐衰老，但她未曾意识到自己将与祖父永别。直到一个中秋之夜，家里传来祖父弥留的消息，她一个人躲在宿舍里哭泣。
“爷爷去世，我不敢面对，我选择逃避，尽量不提爷爷，不敢问爷爷哪一天过世，葬在哪里，他临终前有没有提起我，有没有什么话留给我，我也不敢去爷爷的坟前。”在课程感想中，这位学生倾诉了自己对祖父去世的逃避。上完“生死学”后，她才明白人从生下来那一刻起便注定走向死亡。逃避两年，她终于前往祖父的墓地，讲述自己的思念。
陆晓娅曾经调查过学生对死亡教育课程的期待，她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了“影像中的生死学”课程。收回来的107张小纸条中，三分之一都与“认识死亡”有关，诸如“找到对抗死亡焦虑的方法”“学会如何面对自己、亲友的死亡，如何安慰其他面对死亡恐惧的人”“希望能知道人死后会去哪儿”“能学会直面死亡”。
王云岭开设“死亡文化与死亡教育”课，目标之一是“降低对死亡的恐惧”。他也有过对死亡的强烈恐惧，依稀记得有时在夜里醒来，想到有一天会死去就浑身冒汗，就再也睡不着。他形容，那种本能的恐惧感，就像列夫·托尔斯泰在《狂人日记》中写到的一般。
1996年，王云岭进入山东医科大学（注：该校后与山东大学、山东工业大学合并组建新山东大学）工作，讲授医学伦理学。有一次，他去旁观医学院学生的遗体解剖课，发现有些学生根本不敢触摸遗体，一直往后退缩。
2004年，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用石工锤在宿舍杀害四名同学，给王云岭莫大的触动。他意识到，这是“对自己的生命和别人的生命都缺乏神圣感和敬畏感”。
两年后，王云岭提交开课申请，希望面向全校开设“死亡教育”通识选修课。但校方没有批准开课申请，理由不明。王云岭将课名改为“死亡文化与死亡教育”，再次提出申请，只面向医学院学生。这次成功了。截止目前，这门课依旧是医学院的专业选修课，外院学生没有选课资格。
胡宜安的课程名字更简明。他希望呈现生死的一体两面，不单单谈死亡。“我们目前生死教育缺失，学生对于生死的认知都来自亚文化，流行歌曲、游戏，现在常说的‘丧’文化。像一些网络游戏中，过关往往就伴随着死亡，游戏玩家不止一条命，死后重生反而能升级等，都是给学生灌输错误的生死观。”胡宜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我还想再活五百年！”
晚上18点20分上课，胡宜安提前20分钟到达教室，播放了一部关于胃癌的纪录片。学生陆续走进教室，上课铃声响起时，教室差不多坐满了。
纪录片是胡宜安讲述“生死学”的途径之一。除了《人间世》《生命里》等受到大众关注的纪录片，他还寻觅国外的“小众”纪录片。课间休息时，他播放一部关于生育的国外纪录片。相比国内同类题材纪录片，国外的拍摄手法更直观，赤裸躺在手术台上的母亲，沾着血痕的初生婴儿。学生对纪录片的兴趣明显更高，大部分人放下手机，抬头，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
胡宜安近期非常喜欢《四个春天》。“最开始姐姐那么热情开朗，后来患胃癌，因为化疗头发都掉光，没有力气地躺在病床上。真实地记录了由生到死的过程，镜头没有回避。”他也向学生推荐了这部纪录片。
生死教育提倡实践与理论并行，胡宜安每学期都会布置同样的作业——撰写墓志铭和遗嘱。
一个学生的母亲不允许他写遗嘱，因为不吉利。胡宜安先让学生尝试说服母亲：“这也是利用你在课上学习的知识。”但学生终究没有成功。另一位学生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自己上网找了一份模板，主要内容是分配遗产，“随便写的”。
“他们就像在穿越剧里面，有的写的非常戏剧化。”王云岭也布置了类似的作业，学生们你给自己的墓志铭不乏“我一定会回来的！”“我还想再活五百年！”的豪言壮语。他期待能体会到更加严肃的态度：“真的想到自己明天会死，交代一下后事，会反思我们的人生。”
在国外，参观殡仪馆、墓园，去临终关怀医院、养老院做志愿者都是常见的死亡教育手段。韩国的老师还让学生亲自躺进棺材感受死亡。2016年，王云岭尝试在山东济南莲花山殡仪馆给学生们上课，此后年年如此。
2005年，海口景山学校高中老师张婧带全班学生去海口市殡仪馆了解遗体火化，引发家长激烈反对，认为这会令孩子恐惧。先例在前，王云岭有很多顾虑：家长同不同意？学生能不能接受？出门安全是否有保障？他提前让学生评估，愿不愿意去殡仪馆，心理能否接受。每年去参观的学生大约六七十人，比总人数的一半略多。
办事大厅、告别厅、遗体存放间、遗体整容间、火化间、骨灰存放处……人死后，遗体在殡仪馆里也要走过很多地方。
王云岭最担心火化环节。火化间排列着整齐、冰冷的机器，时不时传来轰鸣声，完整的遗体推进火化炉，拉出来只剩一捧灰。每次王云岭都要强调：“下一个环节是遗体火化，你们要不要去……”所有学生都安静地排队进入火化间。
学生们并没有因此产生心理不适，事后还会在网上分享体悟。有人写道：“从一个有鲜活生命的人，到安安静静躺在那冷冰冰的一具躯体，再到存放在狭小盒子里的一捧骨灰，想一想确实让人感到心悸，人活一世，到最后只化成了灰。生命来之不易，我们既然知道自己最终的归宿，为何不珍惜当下，在有限的生命中活出精彩？活得漂亮，又何惧死亡！”
多数学生对骨灰寄存室印象深刻。骨灰被放进小小的盒子，标注逝者的姓名、年龄、性别等信息暂，存于一个个小方格中。
一个学生记住了一个活泼可爱的男孩子，看照片还在上学。他的骨灰盒非常独特，四周堆满小汽车、超人等玩具，快要溢出来。学生在感想里写道：他的家人一定很思念他，恨不得把玩具都找来与他作伴。
莲花山殡仪馆还有一条1千米的“生命之路”，摆放着展现人生不同阶段的雕塑，羊羔跪乳、乌鸦反哺、书简……一个人自出生直到衰老。殡仪馆仿佛成了一面镜子，学生都看到了什么。有人想起去世不久的校长，他一生致力于教育，死后仍为他人感念；有人看到殓妆师为老人的遗体化妆，想起自己80多岁的外祖母；有人感叹人死后也分三六九等，寿衣寿品明码标价，冰柜分单间和多人间。
“课堂上讲的那些理论、思想，要通过亲身的体验去感受，然后内化成自己的认识，自己的东西。”王云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等哪天我退休了，‘生死学’谁来教呢？”
王云岭和胡宜安的课程目前都上了网，在多家平台向社会公众开放。死亡教育课程在网络平台上受到欢迎，令王云岭对死亡教育的推广非常乐观。他认为，谈论生死问题的社会风气正在形成。
2016年，首届中国当代死亡问题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两位学者第一次见面。他们各自摸索死亡教育十多年，互有耳闻。当代死亡问题研讨会至今已举办四届，在王云岭眼中，这个平台让“生死学学术共同体”初步形成了。
此前，死亡教育的摸索都是“单打独斗”的。胡宜安开设“生死学”后，有空就去书店、图书馆寻觅相关书籍，“书架上摆了几千册讲生死的书”。2000年，他在国家图书馆发现一套七本“现代生死学丛书系列”，由杨国枢主编。这套书成为胡宜安撰写《现代生死学导论》的基础，这套早已翻得破旧的书还摆在他家中。
“和我的经历差不多，应该说很多学科的初创时期都是这样。”王云岭听说胡宜安的故事笑称，这就是“自学成才”或“自我成长”。
系统研究生死学需要涉及哲学、心理学和医学等多个学科。“理解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才能在教育时用生命影响生命；还要接受一点心理学训练，学生遇到生死困惑，特别是有自杀意念，或者有心理问题比如抑郁的时候，即使不那么专业，也要帮他们解决一下困惑。甚至专业的医学培训也是必要的，比如讲死亡，脑死亡标准如果不了解的话，完全无从谈起。”2006年以前，生死学对于王云岭是完全陌生的领域，他通过查阅文献书籍，逐渐搭建起自己的知识体系。
在当代死亡问题研讨会上，学者们曾商议撰写、推广相关的教材以及普及读物。在胡宜安的组织编撰下，这套读物今年将面世。王云岭认为学术共同体还有待扩大，比如30位到50位参与者既包括从事社会教育和生命教育的学者，也包括医院里做安宁疗护的医生。他估计，专门从事死亡教育的老师仅有十位左右，全部于高校工作。
在中国大陆，中小学尚未尝试开设死亡教育课程，也没有相关的师资培训组织或机构。台湾南华大学已经开设生死学系，培养从事死亡教育的专业人员。
显然，参与者太少是大陆死亡教育发展的一大困境。“等哪天我退休了，’生死学’谁来教呢？”胡宜安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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