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着100的酬劳，我不由得闻了闻上面的汗臭味，第一次觉得真是香，这才是人民币该有的味道，以前高三找父母要生活费的时候压根没想过这些。
2019年初大寒那天，我从长沙来到重庆采风。
下火车的时候正是早上6点左右，天空飘着薄雾。我站在出站口，通过电话向家人报了平安。身处山城水润薄雾中的我，得知星城正阳光明媚，不由得有点想念家乡的晴朗。
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选择了千里之外的重庆，又独自一人坐了一个晚上的硬座，就是为了找寻只属于重庆的风景——棒棒。
1
十万，这是现今重庆棒棒的保守估计数目。
密集的车流和人潮里，四处可见的棒棒军们穿着破旧的迷彩服，肩扛扁担，绳子打成了漂亮的花结，似乎是在向擦肩而过的人们证明他们是“下力”的劳动者而非乞丐。手头宽裕的棒棒还会拽着一辆简易拖车，松松垮垮的零部件因缺少机油的润滑，在不平的路上发出丁零哐啷的响声，似乎要和车水马龙的嘈杂平分秋色，然而不多时便败下阵来——棒棒担心颠簸坏了拖车而收了起来。
在经久不息的车流里，棒棒极少抬头注视车流，更多时候他们只是肩挑背扛着货物，看着脚下的路，一步一个脚印前行。他们如果抬起头来，就一定是在找寻活计和雇主，他们的眼神和肢体动作以及装扮，都在切切实实地告诉别人自己棒棒的身份，也在无形之中向大众里的潜在客户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要拉货，找我们”。
单良，今年65岁，重庆江津人，1992年加入山城棒棒大军，是一名有着22年棒龄的资深棒棒哥。因为一次邂逅我们一见如故，也许是早已习惯了卑微，面对我礼貌的“单叔单叔”的称呼，老单有些受宠若惊。
在得知我的来由后，老单用像看怪物的眼神盯着我，我感到有点浑身不自在，在我买给他的黄芙蓉的烟雾缭绕中，老单半晌没有搭话，似乎请求他带我的计划要泡汤了。就在一辆八路车刚刚开出汉渝路站台的时候，老单发话了：“娃儿，把手伸出来。”我不明所以但还是照做，一双普通的学生的手掌展现在这位老棒棒眼前，他拿起来细细打量了一番，说：“还真是学生。”最后他终于答应带我，前提是赚的钱的四分之三要归他，我爽快地答应了。
2
和老单上午谈妥，中午就准备逐步进入角色。我紧随老黄走进南街，恍若一脚踏进了美丽渝中一个正在流脓的伤疤。
南街与三峡广场直线距离不到300米，街上的人没有人清楚它始建于哪年哪月，只有几个老人知道他们住进南街的时候还没有三峡广场。或许南街里来住的都是小商小贩和手艺人，勤劳节俭，自力更生。南街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和《北京的胡同》一文中的“皮匠儿胡同”同属一类。
今天的南街似乎已经走到了历史的拐点，据说这里作为沙坪坝区旧城改造最后的攻坚目标之一，已经纳入了未来金融街的规划图。拆迁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展开，只是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矛盾难以调和，进展比较缓慢。而今居住在这里的人大多是外来农民工，他们无需关心南街的未来，只在乎眼下房租的实惠。
从亮堂的主干道踏入昏暗的南街，我有点紧张，又感到未知的兴奋。老单提醒我：“扶着栏杆走，慢点。”通过复杂崎岖的二楼通道，老单那七平方米的隔间里摆着一张嘎吱作响的老床，邓丽君的海报就歪歪斜斜地贴在床头，因为灰尘遮挡，我已看不清她明眸里的笑意。
条件不算好，但我不希求什么，毕竟在来之前我就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
一个胡子拉碴、头发微白的中年男人从三楼慢慢探身下来，身上的深蓝色工装早已变成了黑色，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油亮。
老单介绍说这是老程，为表礼貌我先开口：“我是单师傅的徒弟，以后请多多关照。”对面的汉子微笑着点点头。我伸出手去打招呼：“老兄怎么称呼？”汉子略带拘谨地笑道：“程信，叫程叔或者老程就好。”
这时老单从柜子里摸出一根油亮的实心木棒，抚摸了一番才向我递过来。我用如同战士收刀入鞘的豪情接过了老单为我准备的棒棒——从这一刻开始，我有了新的身份。
《最后的棒棒》纪录电影
剧照
3
老单在南街的邻居都是棒棒，程信住在老单的楼上，今年47岁，到重庆已经二十余年。前十七年他在街头当棒棒，后几年给几个工地厨房帮厨，一个多月前因为老板单方面再次下调工资，无法满足自己的期望，与老板发生了矛盾，失业至今。最近又重拾棒棒，以求生存。
南街的二房东老刘说，自己记得很清楚，24岁就来到了这里。老刘是重庆合川人，除了家乡，这里就是他印象最深的地方。最近几年南街的两个房主嫌每月收房租很麻烦，就以较低的租金把房子委托给老刘代管，于是老刘就成了南街棒棒的房东。
据说老刘在长江彼岸有一个比较幸福的家，还有比较赚钱的生意，街口的刘记米店就是老刘的产业，虽然利润微薄但到底比当棒棒挣得多，棒棒已经成为他的兼职。谈到老刘，老单的眼里满是羡慕，但却没有效仿的念头，他只想安稳地过完一生。“咱这一辈子就这样了，还能折腾啥呢？”老单如是说。
老单说，进城这22年，因为拆迁他搬过很多次家，南街的条件是最好的，也不知道还能住多久。说这话时，他眼里满是困惑和迷茫。
我在南街安顿完毕的时候，山城之夜也悄然绽放。走在重庆繁华的街头，满目的喧嚣让我无所适从，只见得洪崖洞的灯火通明宛如《千与千寻》里那个美妙的神灵世界，解放碑更是游人如织，两岸的霓虹灯闪耀着夺目的光芒，让我这个从昏暗里走出的人一阵阵头晕目眩。
我开始有点明白，“热闹是他们的，和我们毫不相干。”
4
第二天一大早，我换上解放鞋，扛起棒棒，跟着老单从南街行走到三峡广场，感觉一步就迈过了这个城市的七十年。
这里的每个区域似乎都早已被棒棒们认领，路人可能感觉不出来，因为他们大多行色匆匆，但是棒棒之间却一直共同遵守着这规则：没有老单老程二人的允许，其他棒棒不得到这里揽活。这条道理在三峡广场、解放碑、朝天门等地一样适用，大家不敢不遵守。这算是无言的行规，没有人敢轻易逾越这条底线。
老单在三峡广场的“边界线”上守候每一个潜在的雇主。人来人往里，老单有一双如鹰般锐利的眼睛，在遇到拉满货物的小货车的时候，看似浑浊的双眼会突然变得光亮有神。
然后老单和伙伴老程就会毫不迟疑地拿上家伙什走向正在停车的货车司机，大多时候都不会空手而归。20余年的棒棒生涯，让老单和老程练就了职业敏感和看人眼光。这样的老资格也让他们名正言顺地“占据”着此地。
直到现在，只要货主步入这块区域，棒棒们便会围拢过来，如果运气不好，在推拉扯皮中出了边界，到别的地方去了，在那一瞬间，刚刚还言辞恳切的棒棒便会立马收住话头，再不言语，转身离去。不多时，相同的一幕又会发生在另一个区域。
在老单的这片活计区域里，我很随意地拎着棒棒跟在他身后，他不时提醒我棒棒要扛在肩膀上。老单说，随便拿根棍子找饭吃的是叫花子，棍子是打狗的工具，而我们的棒棒是干活的家伙什，这是最本质的区别。老单极其看重这种区别。
虽然很不喜欢棒棒这个带有戏谑性的称呼，但我依然期待这样的召唤，犹如学生期待下课的铃声。但没有想到，一上午四处打转都无人问津，大家陷入了某种迷惘的状态。
下午回到汉渝路的路口，继续等活，在老程百无聊赖地盯着头顶高楼大厦发呆的时候，我开始环视四周，发现这是一个小型劳动力市场，也是老单蹲守了20多年的大本营。这里，木匠石匠泥水匠，电工漆工管道工，有活干活，没活打牌。
远处的药店门口在做某种保健药物的促销，买一送五的口号对老单这种身体机能江河日下的人来说极具诱惑力。他不顾我的反对，执意要去凑凑热闹。师傅这么说，徒弟只能跟随。
好不容易挤进前列，台上主持人正举着一盒药物兴奋地演讲，眉飞色舞的样子显然带动了全场气氛，伴随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老套话，一波波的中老年人开始如潮水一般涌去购买，唯恐落下。
看到这一幕，寒风中身着单薄西装依旧笔挺的年轻主持人语气热烈地说：“各位叔叔阿姨不要急，人人都有份，我们公司是爱心企业，备货充足。”老单眼巴巴地看着，却也只是双手无意识地摸了摸荷包，就不再激动了。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老单，只是庆幸贫穷让他免去了上当。
下午一点多，我们终于等来了期待已久的召唤，汉渝路口的超市有四百斤大米要送到三峡广场，两公里左右的路，工钱20块。
这是一个令雇主纠结的数字，请两个不划算，只请一个又于心不忍，于是精明的雇主就想出了办法——20块钱雇一个人。老单觉得很划算，老板省钱，自己咬咬牙，又能多挣5块。
因为有徒弟的分担，老单今天轻松了不少，肩上负重，步子就迈得快，这是最本能的反应。前两百米健步如飞，到第二个两百米就已经有些为难了，肩部的肌肉已经酸麻胀痛到临界点，汗水也大颗大颗地往下落。
旁边马路上的各种汽车飞快驶过，轻松地把以吨计的货物送往朝天门码头卸货。
好不容易送到，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一大串业务像是商量好了似的排着队等着我们去完成：装修原件送到沙坪坝新装修的粉店，还有帮人卸货，帮米店扛大米……几个活做下来，我感觉自己像是在汗水里浸泡过一样。
老单说：“力气是靠压出来的，在棒棒这个靠力气吃饭的行业，没有为你量身定制的业务，只要价钱合适，轻点重点都得干。”
下午五点多，老单和我被一家火锅店的老板叫住了，老板神色焦急地说，店里缺人，生意却极好，他希望我和老单能够顶过晚高峰，工资不会低，老单答应了。那次我和老单在闷热的厨房里洗碗到七点多，然后又马不停蹄地进行打杂收尾。
拿着100的酬劳，我不由得闻了闻上面的汗臭味，第一次觉得真是香，这才是人民币该有的味道，以前高三找父母要生活费的时候压根没想过这些。
《最后的棒棒》纪录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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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就这么过去了，晚上八点的三楼厨房里，老程正在吃晚餐，他的晚餐是工地老板承包的食堂里，大前天卖不完的稀饭。前天拎回来的时候足有一大桶，现在是连续的第三顿。
老单断定老程买码（六合彩）输了个精光——在昏暗的灯光下，龙和兔子的选择中终于又选错了。这些是昨晚老单偷偷告诉我的。
尽管老程郁闷，老单在洗碗的时候却情不自禁，唱出了歌。歌声低低的，隐约听见只言片语里夹杂着江津方言。虽然我听不懂也听不清，但是其中多挣了钱的喜悦是显而易见的。
料理好肚子，拾掇完杂事，老单开始看报。他是南街里最关心国事的人，每半年百余元的订报费让他的精神食粮从未中断。
在稍微亮堂的过道的灯泡下，老单一字一句地指着报纸上的每行字每个标点，他不想错过任何信息，对于他来说，这似乎是他和世界唯一联系的纽带。生活在热闹的城市，老单依旧孤独，只有在看报中，才能舒缓这种感觉。
他喊我一起看，指着一条关于香港住房问题的新闻淡淡地笑着：“看，香港人也不过如此嘛，住的棺材房，我们都要好得多。”
然而看着看着，老单却又不言语了，我以为他睡着了，一听没有鼾声，细看之下才发现他眼睛红红的，打开的版面登着一则寻人启事，失踪者是一名幼儿，浓眉大眼的煞是好看。我想他也许是想孙子了。在后来与老程的交谈中得知，老单已经七年没有回家了，不是不想，是不敢，怕丢脸，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么大个人，好意思这样回去？”
夜深了，伴随着最后一抹灯光的熄灭，南街正式进入了梦乡。不管是输了钱的老程还是想念孙子的老单，还有千千万万的棒棒们，都已经鼾声入梦。
深夜，好像所有的情绪都得到了包容。我躺在狭窄的床上，恍惚间好像听见了长江和嘉陵江在朝天门交汇时，互相拍击的江涛声。声声钝响入梦，和着不夜的山城奏成一首催眠曲，让我们至少暂时忘记了不快，期待明天能揽到活计。
三十多年来，曾经浩浩荡荡的棒棒大军，十之八九都已改行，只有老单和一些跟他一样眼睛花了、头发白了、背驼了的人，还在艰难守候着这个后继无人的行业，走完他们的“最后一公里”。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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