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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了上海,严肃紧张地围观人们倒垃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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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之间把扔垃圾,当成了一场回馈老街坊的汇报演出。吃完晚饭的男女老少,携家带口的,拎着一两包垃圾,脚步匆匆地走向垃圾厢房。在陶阿姨温柔目光的注视下,他们熟练地破袋,去厢房的水池洗手,顺便和陶阿姨唠两句家常。

我去了上海,严肃紧张地围观人们倒垃圾(图)视觉中国

7 月第一周的热词绝对是:垃圾分类

自 7 月 1 日起,上海的垃圾开始分成四类投放: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干垃圾和湿垃圾。

同时垃圾厢房规定只在早晨

和傍晚

的两个时间段内开放。

实行垃圾分类之后,我们眼看着垃圾分类的话题不断在网络上发酵。精明优雅的上海人好像第一次因为分不清楚垃圾,而焦虑不安。

那么他们到底为什么而焦虑?关于这次垃圾分类上海人又有什么讨论呢?

我们的制作人也卜在 7 月 2 号抵达了上海,去跟那里的居民聊了聊。

我去了上海,严肃紧张地围观人们倒垃圾(图)一下火车就看到车站里新设的垃圾桶

故事FM第 243 期

/制作人/

@也卜/主播/

@寇爱哲

/声音设计/

@故事FM彭寒

-01-

「崩溃」的分类

也卜:

有哪个分类让你们很困扰吗?

居民:

我都按自己的逻辑分的。

荔枝核、荔枝壳我放干垃圾,坏掉的荔枝肉呢,放湿垃圾。

但有的你真扯不下去,比如「玉米皮」算什么垃圾?我下载了两个 App, 一个说是干垃圾,另一个说,「这还真的不知道。」

因为这个 App 是上海人做的,他不懂玉米,如果是郑州人做的,可能早给你定义好了。

然后我又在两个 App 里查了「玉米须」,都说是湿垃圾。那为什么玉米须是湿垃圾,玉米皮就是干垃圾呢?

我去了上海,严肃紧张地围观人们倒垃圾(图)网络段子层出不穷
/ 来自央视新闻

分垃圾已然比流年运势还要玄,不仅是玉米皮玉米须玉米棒傻傻分不清楚,还有粽子小龙虾猪骨棒扇贝,爱吃爱捣鼓的上海人每天都要站在干湿垃圾桶面前犹豫不决。

那么到底为什么要分成干垃圾和湿垃圾?这种模糊不清的分类又有什么必要之处呢?

商业生态工作室的创始人孙海燕女士让我从垃圾的末端处理手段来反推这个分类。

我去了上海,严肃紧张地围观人们倒垃圾(图)上海垃圾的组成与分类目标

孙海燕:

为什么要四分法?这要看我们现在的垃圾组成是什么样的,面对的环境议题又是什么?

上海目前的垃圾里 60% 甚至以上,是湿垃圾,也叫「有机质垃圾」或者「易腐垃圾」。

我们现在处理湿垃圾的主要做法是脱水、粉碎、加入菌种发酵,最后生成有机肥料。

如果湿垃圾不单独分离出来,混入了其他垃圾,那肥料的品质会降低,也会玷污到可回收垃圾。

而干垃圾是拿去焚烧的,假如干垃圾里混入了湿垃圾,就会导致燃点不够高,从而燃烧不充分,产生有毒气体。

我去了上海,严肃紧张地围观人们倒垃圾(图)

我去了上海,严肃紧张地围观人们倒垃圾(图)孙女士的商业生态工作室开发的「垃圾分类
Bingo 桌游」,在玩中更好地理解垃圾分类

这个分类方式固然没错,但让 2400
多万人在尚未完全分清什么是可回收,什么是不可回收的情况下,就要求他们一夜之间变身为垃圾分类专家,这一步是不是迈得有点儿大?

-02-

台湾地区怎么分类

其他地区的人是怎么处理垃圾的呢?在上海生活了 6 年的台湾医学生阿仁分享了他的经历。

阿仁:

更有意思,我们是等垃圾车的。

一般固定在下午三四点,或者晚上六七点、八九点都会有垃圾车来,各个街道的时间不太一样,但都会固定。

一般前面是一辆普通垃圾车,车后面会放一个厨余桶,你的垃圾就直接丢在里面。后面还跟着一辆资源回收车。

如果你没时间等垃圾车,也可以扔在住家楼下,或专门的垃圾站,但都是需要居民做好分类的。

我去了上海,严肃紧张地围观人们倒垃圾(图)台北的垃圾车
/ 网络

也卜:

这个分类你们从小就知道?

阿仁:

对,基本上从幼稚园到小学就开始接受这样的教育了。可能在我出生之前,90 年代就开始实行全民垃圾分类了。

也卜:

现在台湾大街上有垃圾桶吗?

阿仁:

有,分资源回收和普通垃圾两种。

也卜:

上海之前也是这两种。

阿仁:

对,但问题是不管是在上海,甚至整个大陆,对于垃圾分类根本没有一个概念。有一次,我印象非常深,看到一个垃圾桶,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完全塞反了。

不是说大家没有「资源回收」这个概念,而是不知道怎么分,可能觉得自己也不用弄清楚,反正最后会有人会帮我分类的。

反而是这次的垃圾分类,它想要一步跨得很细,没有太大的意义。

比如现在规定奶茶喝完以后要洗干净才能放进可回收,否则是干垃圾。这个界限的意义在哪儿呢?它不会因为里面有几滴奶茶或者几颗小珍珠就回收不了的。

我去了上海,严肃紧张地围观人们倒垃圾(图)夜幕降临后,上海街上被塞满的垃圾桶

也卜:

从台湾的经验来讲,你觉得要推广好垃圾分类,要做到什么呢?

阿仁:

最重要的是要「一刀切」。我就规定这个东西是可回收的,只要你不泡在强酸强碱里都能回收。然后再把什么电池啊,有害物单独分类,其他都是别的垃圾,这样就很方便了。

也卜:

你觉得台湾这么多年,大家习惯去分类的原因是什么呢?

阿仁:

你不习惯会被罚钱啊,罚钱真的是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只是在罚钱的前提下,是大家对这个事要有一定的了解。

我去了上海,严肃紧张地围观人们倒垃圾(图)

我去了上海,严肃紧张地围观人们倒垃圾(图)上海小学生拿到的《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知识读本》

-03-

破袋、实名制和理想化

现行的上海垃圾分类还规定,湿垃圾和干垃圾都需要居民自己亲手打开垃圾袋,将里面的内容物整个倒在垃圾桶里,简称「破袋」。

这件事,让很多人连垃圾都不敢倒了。我的朋友谢小姐就是其中一位。

我去了上海,严肃紧张地围观人们倒垃圾(图)某小区的垃圾厢房

谢小姐:

阿姨,我问一下,这边儿湿垃圾都要自己破袋吗?如果我上班来不及破了,你们能帮我破袋吗?

保洁阿姨:

都要自己破袋,这边住了 300、400 户人,你看看有多少人吧。

谢小姐:

你一天几小时在这边啊?

保洁阿姨:

我一天要干十个小时。

谢小姐:

你是分类后才来这边的吗?

保洁阿姨:

以前就在这儿干保洁的。

也卜:

有额外补贴吗?

保洁阿姨:

没有。很累了,你看看。

也卜:

为什么一天要在这儿十小时呢?

保洁阿姨:

我要来看诶!

也卜:

是怕有人在不是定时(投放)的时间丢是吧?那这两天丢的人多吗?

保洁阿姨:

多,多。

(此时路过一位居民,放下湿垃圾袋就走了)

也卜:

你看他们也不自己破袋。

保洁阿姨:

所以我就要给他破啊。

也卜:

那为什么不让他们自己破呢?

保洁阿姨:

不是为什么「不让」他们自己破诶,就是「不愿意」做啊,哪个愿意做呢?我这个嘴巴,一天说到晚,来一个说一个,你看我正好和你讲话,他撂掉走了。

「破袋」,最开始是为了方便保洁员进行二次分拣。但是,这一过程实在是有些「反人类」。

正值初夏的上海,瓜果蔬菜、残羹剩饭通通一桶装,完全没有遮盖地裸露在空气中,气味让人难以忍受。

保洁阿姨戴着口罩,来往的居民几乎都是屏住呼吸,快速破袋,然后逃离现场。

但他们不能就这样安静地消失,因为还要完成另外一项任务。

我去了上海,严肃紧张地围观人们倒垃圾(图)志愿者的表格

谢小姐:

你登记的是什么?

志愿者阿姨:

几号几零几,来丢垃圾就问一下。

谢小姐:

那为什么呀?

志愿者阿姨:

居委会说要标一下,统计一下数字,不知道为什么?

谢小姐:

那你一天要待多久啊?

志愿者阿姨:

早上两个半小时,晚上两个半小时。

在该小区投放垃圾的时间里,这个阿姨就坐在垃圾桶旁,不厌其烦地询问:你是几号几零几的。

像是一位把手着校门口的教导主任,郑重其事地为来丢垃圾的居民做登记。而那些未曾在规定时间扔过垃圾的人,则很可能成为乱丢垃圾的重点嫌疑对象。

垃圾厢房前逐渐聚集起了一些居民,他们对「定时定点」的安排颇有看法。

我去了上海,严肃紧张地围观人们倒垃圾(图)在非投放的时间里,有些小区会把垃圾桶锁起来
/ 网络

居民大姐:

我们早上赶时间上班,都来不及过来丢。

志愿者阿姨:

你几点上班啊?

居民大姐:

我早上 9 点 30上班。

志愿者阿姨:

那(垃圾厢房)从 7 点开着一直到 9 点 30 啊。

居民大姐:

我 9 点 30 才从家走。

谢小姐:

太紧张啦,我们上班不可能就卡着那个点。

居民大姐:

你索性就开放吧,哪有把垃圾厢房给关门的道理啊。还有一种方式,厨余垃圾(湿垃圾)不是都发了个垃圾桶吗?把桶放在外面,我们多付一些物业费、清理费,你就找个人一层一层去收好了,省得我们还要带个桶下来,还得回来洗。

居民大爷:

你讲的是理想性的。这所有的楼可能只有几个单元能实行,其他人不可能出钱的。

居民大姐:

你不出钱国家出、政府出啊,抓到了罚款不就该出这些人(保洁员)的钱嘛!

居民大爷:

你该给市长信箱写信,跟她一个零时工讲没有用,她说不定今天干明天就不干了。你就像城市规划,你跟清洁工讲是没有用的。

居民大姐:

但是现在一刀切切的有点儿太厉害了。

也卜:

还是觉得有点儿头疼?

居民大姐:

麻烦,不便民,对吧?关键问题是,(垃圾厢房的)门也锁起来了,我们就算想扔,扔哪儿呢?总不能扔马路上吧,不是更乱。

我住在 6 楼,不可能每天抱着桶,下来丢完了再抱着上去洗一洗,谁早上有这个空儿啊?

也卜:

你觉得和居委会反映,他们会有调整吗?

居民大姐:

我不知道。反正你既然要搞规划搞环保肯定要出钱,只不过这个钱是老百姓出还是国家政府出,对吧?国家政府比如,一个月给这个人 2000
块,专门负责收这边的垃圾,也算解决就业问题吧。

谢小姐所在小区在实行垃圾分类的这短短几天内,做的远比管理条例规定的多。比如,保洁员需要加班看守垃圾厢房,居委会安排实名制扔垃圾,等等。

这么做的原因很明显,这几天居民用行动告诉小区的管理者,他们不满意现行的分类方法。

我去了上海,严肃紧张地围观人们倒垃圾(图)在谢小姐小区的路边,还是会看到一些随意丢弃的垃圾

谢小姐:

我 7 月 1 日下楼的时候很忐忑,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不对的事情。

那天我在家一天没出门,制造了湿垃圾和干垃圾,那天已经过了投放的时间,我当时就想把分类好的垃圾扔在路口的一个垃圾桶里。

晚上 9 点半,快 10 点了。当时下楼的时候我惊呆了,我以为这个世界会因为法律的第一天变得更加干净整洁,没有。

路边都是酒瓶和垃圾。

民众并没有因为这个事情约束自己,反而到了一种反弹。

环保的东西,肯定和进步也好,卫生系统也好,应该是环环相扣的。比如夏天这么热,湿垃圾桶打开一股味儿,我觉得老年人可能还好点,年轻一代很难去容忍这样一个倒垃圾的场景。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生理的问题。

不谈味道,有没有可能滋生细菌和蚊虫?我觉得所有东西应该是非常缜密和完善的,而不是强加给你的。

我去了上海,严肃紧张地围观人们倒垃圾(图)即使垃圾厢房就近在咫尺,小区里也有乱扔的垃圾

在上海这座超级城市的数千个社区里,关于垃圾的争论还在延续。

说到底,规章制度只是一张纸,要将改变落到实处,不能相信桶,而要相信人。

-04-

垃圾分类新时尚

我去探访的第二小区,展现了完全不同的景象。

这个小区建成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是名副其实的老小区。现有约 4000 人居住,其中超过一半以上是老人。

我在垃圾厢房旁认识了陶阿姨,今年 74
岁。她是今天傍晚垃圾投放时间的志愿者,穿着荧光绿马甲,深色打底裤,烫着非常考究的卷发,典型上海阿姨的打扮。像陶阿姨这样的垃圾分类志愿者,全小区有
80 位,也就是每 50 位居民里,就有一个是志愿者。

我去了上海,严肃紧张地围观人们倒垃圾(图)垃圾分类志愿者

也卜:

您现在一天过来要站多久?

陶阿姨:

上午来的话 7 点到 9 点,下午 5 点半到 7 点半。8 点阿姨(保洁员)要休息了。

也卜:

累吗?

陶阿姨:

累倒不累,我们退休了呀。孙子也大了,他也不愿意和你讲话,你一讲,他还要生气。

我们以前节约得要死,现在(孩子)手脚大的要死(爱花钱),根本没发沟通,索性不去管他了。

我从居委会了解到,像陶阿姨这样的退休老人,是垃圾分类志愿者的主力。他们响应国家号召的热情高,有时间,最重要的是,他们对这个社区非常了解。

在中国社区——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里,想要说服大家陪你去干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儿,必须得用一些「非常」手段,而这些街坊四邻中的活跃分子,恰好是解决政策落地难的关键。

这个小区早在 2017 年,曾组织了两批骨干居民前往上海的老港垃圾处理厂参观,实地感受垃圾分类的重要性。

后来陆陆续续对他们进行过培训,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再由他们作为宣传大使,把条例和规章翻译成更通俗的语言传达给所有居民。

我去了上海,严肃紧张地围观人们倒垃圾(图)上海街上随处可见的垃圾分类宣传

也卜:

为什么要做志愿者呢?

陶阿姨:

垃圾分类对我们老百姓有好处,为什么不做呢?凭良心讲,我又不喝酒,不打麻将,拿着国家的退休工资,为什么不为国家做点事呢?垃圾分类出来可以做肥料,我以后吃得更健康。像我去过新加坡,人家地上都很干净的,对吧?现在我们大家要一起努力。

我们老的不会东丢西丢的。有些小年轻,怎么讲呢,单位每天也宣传,电视里哪天不讲(但他们不做)。

我岁数大了,就是要自己管住自己。

我去了上海,严肃紧张地围观人们倒垃圾(图)公司里也严格执行着垃圾分类

邻里之间把扔垃圾,当成了一场回馈老街坊的汇报演出。吃完晚饭的男女老少,携家带口的,拎着一两包垃圾,脚步匆匆地走向垃圾厢房。在陶阿姨温柔目光的注视下,他们熟练地破袋,去厢房的水池洗手,顺便和陶阿姨唠两句家常。

同样的规章制度下,两个社区交上了完全不同的答卷。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请教了在社区推行垃圾分类七八年的爱芬环保联合创始人郝利琼女士的意见。

她认为,这场垃圾分类运动其实真实反应了每个社区动员居民、凝聚共识的能力。

郝利琼:

一个议题,如果你能和一部分居民沟通,听取他们的意见,那么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动员的过程,凝聚共识的过程。

一旦一个政策以这样「自下而上」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话,那就很容易被遵守。因为这里面有了「我」的意见,而不是别人强加给我的结果。

所以「表达」是你的权利,你用不用是你的选择,但你不要用「发牢骚」来替代你的权利,去破坏。

在社区中,我们希望年轻人来表达看法,但是年轻人不来,不出现。一旦形成决议之后,他们又开始反对。可是,我们让你们发声的时候,你们在哪里呢?

郝利琼女士认为,做垃圾分类这件事,你必须尽量避免让居民产生额外的成本。

而现行的分类制度,居民只看到了不便,却没有可见的回报。这可能又是一个引发争论的原因。

我去了上海,严肃紧张地围观人们倒垃圾(图)有关垃圾分类的情况介绍,在有些小区,居民只得到了一张贴在门上的《告知书》

孙海燕:

我们以前是农业经济,生产的东西都可以直接回归到农田的。现代社会生产的垃圾很多是工业化产品,无法回到它的「摇篮」里去。

我们应该从源头去思考,从产品开发和设计着手,如何让你的使用者、消费者能够愿意参与到回收中,觉得回收循环是有价值的。

将「旧料」回收成「新料」,再投到新的经济里面。

而目前,在上海,我们尚未看到更好的让垃圾产生经济价值的办法,这需要等待更多的企业和研究机构参与进来。

孙女士对于循环经济的未来充满信心,她在日本福冈调研的时候,通过当地回收「纸尿裤」的技术看到了垃圾分类更广阔的未来。

孙海燕:

纸尿裤原本是不可回收的,第一它有排泄物,第二它的成分其实是塑料的一种。福冈的一个纸尿裤厂商意识到老龄化社会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不可回收垃圾,于是联合大学和政府,研发了把纸尿裤回收的技术。

剔除排泄物以后,干净的部分可以回收做成建筑材料,卖给材料厂商。当然这需要跟前端的家庭和医院去合作,进行集中收集。

未来我们可以想象,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进垃圾分类和处理之中,形成一个新的经济模式。

我去了上海,严肃紧张地围观人们倒垃圾(图)纸尿裤进行分离处理的过程
/ 网络

我在全家便利店吃着上海的最后一餐,耳边一直循环播放着一首号召垃圾分类的广告歌。

上海拥有几千家便利店,星罗棋布地散落在各个街道,成为这个城市现代化的一个象征。

而在这种消费主义的化身中,也正进行着一场革命,从生活便利走向环境互利,上海先迈出了第一步。

而这场垃圾分类的战火,也许很快就会蔓延到全国每一个大中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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