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安奇 编辑|孙杨
深夜，阿什利·马特尔在入睡前服用了过量的止痛药，她似乎看到了解脱的希望。这位29岁的美国退伍女兵一直在抑郁症和毒品的折磨下苦苦挣扎，一年中多次尝试自杀。
几个小时后，当她哭着醒来，不得不面对再次崩溃的情绪。参军的经历让她讨厌男人，剩下的日子她只是“悲伤地消耗着，无法抓住任何东西”。
同样的深夜，四处游荡了一天的达琳·马修斯，回到自己的车里，裹一张旧毯子，准备睡觉。她于1976年参军后被男兵性侵，退伍至今，依然在等待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发放的住所票，即便这场等待几乎注定遥遥无期。
相比之下，在这漆黑的夜里，梅丽莎·A·拉莫还算是幸运的，她刚刚带着13岁的儿子搬到洛杉矶一家叫做“丛林”的汽车旅社，即便这里是毒枭经常出没、毒品肆虐的边缘地区。梅丽莎在空军服役9年期间，曾遭受连续性侵。
类似的悲惨的故事还有很多。每一个夜晚，都有3000至4000名美国退伍女兵无家可归。她们大多经历过军队性侵害的心理创伤，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根据五角大楼最近的一份报告，自2006年以来，军队内部的性暴力犯罪率上升了64%。由于害怕遭到报复和被同事排斥，许多妇女不愿承认受到的虐待。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表示，国防部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少报道的犯罪”，实际的军队性侵犯事件(MSA)是报道的六倍。
可悲的是，性侵的侮辱只是她们生命中无数毁灭性时刻的其中之一，自此之后，性侵带来的创伤，像传染病一样，吞噬了她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身心健康受损，退伍后，很多人甚至难以保持一份正常的工作。她们被困在就业、住房、养育孩子的难题中，寸步难行。
军事摄影师玛丽·卡尔弗特(Mary
Calvert)长期关注军队内部的性侵犯事件，她出身于一个军人世家：她的祖父曾是一名指挥官，她的父母参加过朝鲜战争。
在过去的19年中，卡尔弗特发现军队中每年大约有2万起性侵案，只有几百起被起诉，她意识到这些退伍女兵是一个隐藏的群体：在她早期关于军队性侵害的研究中，她发现有一个由女性受害者组成的网络，她们互相提供支持。大多数人都有牢固的家庭关系。但是，这些无家可归的女性往往拥有困难的家庭环境和贫穷的背景，她们很少向别人讲述自己的经历。
卡尔弗特由此开始接触和研究这个群体。近几年，她深入了解了10名在军队中遭受性侵的无家可归的女性，并对她们进行拍摄，将她们的故事一一展示出来。玛丽已经把记录这个群体作为自己的使命，她希望“让更多的人谈论退伍女兵性侵，让人们对它感到恐惧”。
近几年，“令人愤怒、难以容忍”的美国军队内部性侵，已引发了不少关注。更值得欣慰的是，面对军队内部的性侵，越来越多的女性不再选择沉默。
女兵蒙托亚曾在伊拉克服役，在某次执完勤后，一名男性士兵不怀好意地说：“知道吗，我现在要强奸你的话，没有人会听到你喊叫，也没人会碰到这事儿。你能做什么呢？”
蒙托亚回敬说：“我会用匕首刺你。”
男战友接着说：“你没有刀。”
蒙托亚回答：“不，我有。”
那天晚上，蒙托亚确实没带匕首，但从那之后，蒙托亚每天都会随身携带一把匕首，并不断练习如何快速从口袋中取出它，全速刺向对方。她要提防的并不是敌人，而是“部队中的自己人”——那些不怀好意的男性士兵。（张安奇）
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达琳·马修斯(Darlene Matthews)在等待退伍军人事务部(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的住房券时，已经在自己的车里住了两年多。她1976年成为一名女兵，她认为在都是女兵的军队不会遇到性侵害的问题，“但是我发现性侵害依然存在。有时候我想放弃，但没有人会在意。”她把自己的大部分财物都放在储藏室里。
露瑞·豪斯曾是一名B29轰炸机的技工，她遭到空军中队一名男子强奸时，只有19岁。她从没举报过这件事。“我只是拉起裤子回去工作。”她说。如今，她无家可归，住在加利福尼亚州派拉蒙市一个朋友家餐厅的角落里。
梅丽莎·A·拉莫在空军待了9年，曾在那里的训练官和男空军人员手下经历了连续的性心理创伤，患有军人性创伤和创伤后应激障碍。“你看到条纹，认为那是权力和权威。我接受了，因为如果我不接受，影响的是我的事业。我有规则，而他没有。”梅丽莎·拉莫在谈到训练官时说。
梅丽莎在儿子山姆八年级毕业典礼后亲吻他。
梅丽莎搬进一家叫做“丛林”的汽车旅社，这里毒品肆意。她说，这样的处所通常不允许12岁以上的男孩居住，所以她和13岁的儿子从一处旅社搬到洛杉矶以外的另一处旅社。她不得不时刻面临悬而未决的生计难题。
她向退伍军人管理局和一些退伍军人非政府组织寻求帮助。“他们一直否认我们，否认索赔，让我们无所适从，甚至丢掉了我们的文件。就好像他们想用我们所经历的来杀死我们。”
前海军陆战队员萨拉·詹金斯(Sarah
Jenkins)接受了来自美国退伍军人基金会发放的一袋食物和水。她在加州阿纳海姆有一个住处，她一直在与毒品作斗争。
凯伦·斯科特(Karen
Scott)1985年参军时，成为了性侵的目标，在之后的7年里，她几次被强奸，受到数次威胁、骚扰和性骚扰。在韩国的工作地点，她试图寻求帮助，她的指挥官告诉她，“我建议你闭嘴，这会结束你的职业生涯，你会再次受伤。”她后来接触了化学武器，免疫系统受损严重。她认为退伍军人管理局把退伍军人安置在不安全的环境中。虽然暂时有住处，但她总是害怕退伍军人管理局会拿走她的住房券。
桑德拉·谢尔曼(Sandra
Sherman)只在军队待了几周，她和几个新女兵曾在参加一个派对时被下了药并遭到强奸。她从未向她的指挥部报告过这件事。“大家都知道，如果你举报强奸，你就会被杀，或者被不光彩地开除。直到今天，如果我的上司是男性，我会感到焦虑、紧张和害怕。”
空军退伍老兵玛格丽特·布鲁索·索亚(margaret Brousseau
Sawyer)，曾在新兵训练营中受到过训练官残忍的性侵害。15名女兵在这名训练官的指挥下自杀。还有一名男性飞行员曾给她下药，幸运的是她被朋友及时发现并送往医院。如今，她无家可归，住在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校园里玛丽沃克之家(Mary
Walker House)的一套过渡性住房里。
格伦迪·戈尔登（Glendy
Golden）称，她参军是为了逃离受性虐待的家庭生活。但在短短18个月的军旅生涯中，她被性侵害了7次。这是她第二次无家可归，目前住在洛杉矶的娜奥米之家。娜奥米之家是由公益人士在退伍军人管理局的帮助下为无家可归的女退伍军人提供的过渡性住房。
威尔玛·M·赫恩登(Wilma M.
Herndon)在宾夕法尼亚州科茨维尔玛丽沃克之家，用吸尘器清理大厅。威尔玛嫁给了一名士兵，后来经常遭到他的性虐待和殴打。她曾向一名军官吐露了自己的秘密，但对方没有做任何事来阻止她的丈夫。她长期靠毒品和酗酒来让自己感觉好一些。
黛布拉·菲尔特（Debra
Filter）于1978年参军，参加了佐治亚州奥尔德堡的新兵训练营。在毕业聚会上，她和数名新女兵遭到强奸。“我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为女性准备的，我们中的很多人都会被强奸。”她说。“我想让军人成为我的职业。这件事断送了我所有的梦想。”她已经无家可归10年了，30年来一直在与退伍军人管理局周旋，试图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福利。
迪德拉·D·罗奇(Diedra D.
Roach)在高中之后参军，开始她很享受，但当她开始争取第一次的晋升后，她说发觉自己不得不“做更多的事”。她曾被迫一次与两名女性一起与8到10名男性士兵接触。后来，在住院期间，她发现自己感染了性病，并被要求说出伴侣的名字。当她母亲生病时，她因为付不起房租而被赶了出去，现在她住在一个援助退伍女兵的机构中。
当保拉·安德森(Paula
Anderson)告诉她的陆军指挥官，她被一个士兵注射毒品并被强奸之后，她就被遣送到了韩国。在监狱中待了17个月之后，自2015年2月，她就开始流浪。保拉·安德森来到圣地亚哥退伍军人村看望朋友并寻求帮助，她在倾盆大雨中拖着行李离开停机坪。“我不在乎我看起来怎么样，我觉得我看起来很丑。”她说。
晚上，保拉·安德森(Paula
Anderson)睡在教堂停车场的车里。“他们教我们如何在大街上生存，如何在不同气候环境中露营。”她说自己的军旅生涯持续了六年，但她的军人性创伤却伴随了她20年。
在圣地亚哥退伍军人无家可归者协会举办的活动进入尾声时，保拉·安德森(左)和朋友帕特丽夏·布茨(右)在宁静祈祷中手拉手。
到2020年，美国女性退伍军人的人数预计将达到220万。退伍军人中的女性对更具针对性的服务存在强烈需求。
*本文由树木计划作者【凤凰WEEKLY】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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