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总理搞出“星期二之夜大屠杀”？

王州迪终于被特鲁多踢出了自由党，随她一起“遭殃”的还有前国库局长费普真。这俩位女士都是当初特鲁多出于男女性别平衡考虑而入阁重用的爱将，如今都因为“不听话”，而被总理一脚踹了出群。

如果说1973年10月20日星期六晚上，美国总统尼克松因为特别检察官、司法部正、副部长在调查水门事件上没有包庇他，而令他发飙连炒三人，导致了著名的“星期六之夜大屠杀”的话，那么2019年4月2日星期二晚上，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把反对政治干预司法的前内阁部长王州迪和费普真一齐清除出党，就可以称为21世纪加拿大的“星期二之夜大屠杀”了。

特鲁多总理在4月2日晚上六点宣布了将王州迪与费普真一齐踢出自由党，其理由是俩人违反自由党的价值观，伤害了加拿大的利益。对王州迪而言，她还背负着将枢密院书记韦尼肯的施压电话进行录音并公布于世的罪名，这也令她成了自由党内的千夫所指。

王州迪将她与韦尼肯的电话录音，这究竟是否合适、是否道德？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王州迪的政府角色。作为司法部长的王既是内阁成员又是政府首席律师。根据律师的职业要求，如果律师为了工作，需要将与客户的对话录音，应该让对方得知。对王州迪而言，因为她是政府律师，她为特鲁多政府这个“客户”提供法律服务，如果她的录音对像涉及到总理或者其他内阁成员，当然必须告知“客户”。

但是，王州迪被党内不满的那个在去年12月份的电话录音，与她通话者既不是总理，也不是任何内阁成员，甚至连自由党议员都不是，只是一位不属于任何党派，应该保持中立的枢密院书记。这位不属于王州迪“客户”的仁兄在周日非工作时间给她打电话，站在特鲁多总理立埸上，施加压力让她去干预检察专员对SNC公司的起诉。对于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政治施压电话，王州迪为了确保日后记忆无误，决定予以录音。

从这件事本身来看，她没有任何违反律师职业操守之处，也不存什么不道德的行为。在录音公诸与世后，不少自由党人为之感到愤怒，但他们的愤怒与谴责更多是出于党性而非理性。在CBC、CTV、National Post等多个大媒体的留言栏内，大部份读者的感想与自由党内的反应截然相反，很多人都对王州迪将施压电话录音予以曝光表示了支持。

王州迪最终将她与韦尼肯的通话录音公布，她又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是谁将她逼上了“梁山”？今年2月27日，王州迪出席了国会司法委员会的作证，在证词中她提到了韦尼肯向她施压，并让她联想到尼克松的“星期六之夜大屠杀”。因为王的指控，已经完成作证的韦尼肯又被传召第二轮作证，韦尼肯强硬地对王的说法予以否认。

在这种双方说法不一的情况下，如果要搞清真相，理应让王再次作证，讲出更多内容。但是以自由党占多数的司法委员会不顾保守党与NDP委员的反对，强行通过了动议结束了听证，令王失去了再次面对镜头说出事实的机会。而所有反对党联手要求在国会道德操守委员会进行调查的动议也被封杀。这样王州迪既没可能再次到司法委员会作证，又不能对媒体公开说清事实，就只能通过递交材料公开了电话录音。

其实王州迪提供的电话录音只是个事实记录，如果韦尼肯没有向她政治施压，如果他没有表示总理要“意志坚定”地干预SNC的起诉事宜，特鲁多及其团队也不用紧张，一众自由党员更不用气愤。我们的总理对自己前下属提交的电话录音如此不安与气愤，这说明那个录音确实刺到了他的痛处。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将电话通话录音这类事并不罕见。由于录音记录的是双方的话，所以动机也就各种各样，未必都是企图不良。比如有的录音纯粹是为了确保自己日后回忆无误，有的则是为了将重要事情留下记录，又有的可能是出于保护自己，还有的就是政治原因了。可以说绝大部分人与人之间的电话录音就像微信截屏一样，最终都未必有用，有的就随着时间流逝自然废弃删除了。

王州迪出于保持记忆、证明自己受压而录下与韦尼肯的电话，但令通话最终被公开的人却是总理自己。如果特鲁多总理能够在SNC事件被踢爆后，马上认错向全国人民道歉，如果他不是固执己见硬撑，事情还可能不会到这地步。可是他至今还是一不道歉、二不准调查、三不断狡辩、四限制王讲话，这样人家本来可能没打算公开录音，现在也只好公开了。对于这点，应该反省的是总理自己。

SNC事件还有多少内幕？不但反对党要知道，全国民众要了解，就是广大自由党员也希望清楚，不然在未来的大选中，面对批评攻击时，怎么让他们为党自圆其说呢？从明智的角度上看，特鲁多总理如果想彻底平息SNC事件风波，最好方法不是捂盖子、搞封杀、惩罚旧同僚，而是让真相彻底大白天下。

46年前，美国的尼克松总统为了阻拦水门事件的司法调查，搞出了“星期六之夜大屠杀”。现在加拿大总理为了严惩反对他干预司法的两名前部长，又搞出了“星期二之夜大屠杀”。当年的尼克松总统最终在压力下辞职下台了，今天的加拿大总理又会是什么结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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